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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不平则鸣”与韩愈的迁谪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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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3 10:44:5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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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韩愈 “不平则鸣” 迁谪诗
论文摘要：韩愈的迁谪诗有反映自己仕途失意的，也有为他人鸣不平的。但和此交织在一起的是反映谪地及途中的山光水色、所见所闻的民间疾苦，揭露中唐以后的政治黑暗。从思想内容来看，总体是健康的。他的迁谪诗比应景、应酬诗来得通畅浅白，感情真挚，较少险峻怪僻之弊，是韩愈纵恣豪放、浑茫雄博诗风的代表。迁谪诗既是韩诗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韩诗的精华所在。
韩愈是“不平则鸣”文学创作理论的首创者，他在《送孟东野序)中写道：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这里，韩愈阐述了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带有规律性的“不平则鸣”的道理，接着他列举了从古至唐那些有成就的思想家、文学家都是“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的善鸣者。
其后，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里又说：
夫平和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不平则鸣”“穷苦之言易好”，不仅是韩愈对古今作家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自身创作经历的深刻体会。韩愈的作品之所以流传千古，感人肺腑，跟他自身不幸的遭遇是紧密相关的，他的迁谪诗就是明证。
一、为自身鸣不平的迁谪诗
韩愈在仕途中，3次被贬，其中两次被谪于外。第一次在贞元十九年(8o3年)，时任监察御史，因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揭露京师大早，颗粒不收，而以京兆尹李实为代表的官吏却不顾一切横征暴敛，致使百姓家破人亡的事实，触怒了德宗和当权者，被贬到连州阳山(今广东阳山县)为令。第二次是元和十四年(819)，韩愈时为刑部侍郎。因宪宗于正月派人到风翔法门寺迎佛骨入宫中供奉3日。然后送寺院展出，整个长安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韩愈上<论佛骨表>极谏，宪宗大怒，将抵以死。幸裴度、崔群等极力救援，才免一死，改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州)刺史。按照唐朝法律的规定，遭贬谪的官吏虽仍保留官吏的身份和一定的俸禄，但负谴罪，须立即上路，并且不准在途中停滞。韩愈两次被贬广东，路途遥远，亦可见其负罪之重。
第一次要去的阳山，离长安3800百多里。韩愈离开长安时正值隆冬腊月，行期紧迫，真是痛苦不堪。后来韩愈在《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中回忆当时的情景是：“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缛，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但悦不回顾，行行诣连州。朝为青云士，暮作自首囚。”而阳山又是荒僻边远的地方，地形险要，交通阻隔，人口稀少，居民且不开化。韩愈怀着满腔热忱，为民请命，落得这样的下场，因此内心十分悲愤，其被谪阳山期间的诗歌，大多是为自身鸣不平之作，是“愁思之声”，是“穷苦之言”，故皆“要妙”而好，成为佳作。
韩愈从贞元十九年冬末离京，至元和元年(806)六月自江陵召还，贬谪期间写诗近60首。
第二次被谪地点在潮州，离长安有7600多里远。和第一次不同的是，此次谪地在岭南道，更为遥远，更为偏僻，是人称的“瘴疠之地”，而且谪阳山时韩愈不过36岁，时值壮年，可此次被谪已52岁，时届暮年，故境况比第一次更惨。元和十四年正月，韩愈在风雪交加之日被迫匆匆上路，自料无生还之理，路过蓝关时遇侄孙韩湘，有感[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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