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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修斯与西方古典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

时间:2011-09-03 10:06:52  来源:不详
诗的种类也应和悲剧的种类相同,即分为简单史诗、复杂史诗、性格史诗和苦难史诗;史诗的成分(缺少歌曲与形象)也应和悲剧相同,因为史诗也应有突转、发现和苦难。”这样,一切不言自明——荷马的史诗创作和亚氏的悲剧理论相当契合。从形式上来看,史诗可以摹仿很多行动、包含很多情节,但无论简单史诗《伊利亚特》,还是复杂史诗《奥德修记》,都只摹仿一个行动;从情节上看,《荷马史诗》完全具备“突转”、“发现”和“苦难”三个要素。
  所谓“悲剧”,“不一定要有我们今天的悲惨结局,它的结局一般都是平静而和解的。”“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这种理念,颠覆了柏拉图[注: 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是古希腊哲学,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企图实现他的贵族政治理想。]“艺术摹仿自然”的哲学框架,把“人”提升到了突出地位。这样一来,便促使[注: 促使 拼音: 解释: 1.为达到某一目的而推动对方使之行动。-cushi]人们将目光从倾心自然转向审视社会,将信仰从膜拜神祇转向瞩目自身,将希望从企盼来世往生转向关注现实生活。他认为,作为人性的固有部分,感情和欲望生而有之,不应也不能被忽视甚至禁锢,而悲剧恰好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性的这一需求。这是因为,悲剧能够“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注: 【词语】:陶冶【注音】:táo/yáo yě【释义】:1.陶工和铸工。2.谓烧制陶器和冶炼金属。3.制作和烧炼(陶瓷器)。]。”也就是说悲剧能够宣泄怜悯、减轻恐惧、陶冶感情、制造快感,对于社会道德具有良好的教化作用、对于个人品性具有良好的规范作用。亚氏本人也相当重视悲剧的教化和规范作用,他指出,“第一,不应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只能使人厌恶,不能引起恐惧或怜悯之情;第二,不应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因为这最违背悲剧的精神,不符合悲剧的要求,既不能打动慈善之心,更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第三,不应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种布局虽然能打动慈善之心,但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综上所述,亚氏对于悲剧作用的阐释明确了他艺术为人服务的功能指向;对于悲剧实质的定义体现了他追求人性解放的道德趋向。
  《奥德修记》采取的是双线并进的叙事方式——一条线索是特勒马科斯蒙雅典娜相助外出寻父;另一条线索是奥德修斯蒙宙斯恩典辗转还乡——两条线索因父子相认而最终汇合,全诗依照线索,有序展开。亚氏评价,荷马“与这些人(其他史诗作者)不同,不仅从艺术上,而且从创作本质上皆相信见到一道好的光芒。”荷马严格按照“突转”“发现”“苦难”三重标准展开叙述,重点描述了奥德修斯还乡途中遭受的磨难和困厄。这些磨难和困厄来自各个方面:来自神、来自人、来自自然……然而,荷马并非单纯为了描写苦难而描写苦难,而是旨在通过苦难表现奥德修斯执著的追求、顽强的精神与无畏的抗争。正因为人文主义所瞩目的是“人”,所以恰恰是通过这种执著的追求、顽强的精神与无谓的抗争,奥德修斯的英雄形象才显得血肉丰满,荷马史诗的人文主义才显得淋漓尽致。
  《奥德修记》中的人文主义观念,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显示出来的——一方面,作者瞩目于人,通过对人性的褒扬直接宣扬关心人、尊重人的人文主义内核;另一方面,作者又不脱离神,通过对众神的描写间接衬托重视人性、强调理性的人文主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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