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5月《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书信，这不是一封一般的私人信函，这篇大胆立论、引经据典、情辞恳切、洋洋洒洒而意犹未尽的近5000字的论学书简，就是顾颉刚写给友人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史学界众多学者就相关问题持久的考辨论议，赞成者有钱玄同、胡适、魏建功、容庚、罗根泽、童书业、杨宽等人；反对者是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徵、张荫麟等人；还有王国维、傅斯年、钱穆、冯友兰等人参与讨论，发表意见。以此为标志，引发了中国近代史学上著名的古史辨运动，这篇论学书简堪称“古史辨宣言”。后来，上述这些学者关于中国上古史的争论考辨文章，从1926年到1941年的15年间，被陆续编辑成书，编成《古史辨》论丛七大册。其中一、二、三、五册为顾颉刚编著，四、六册由罗根泽编著，七册上中下三编由吕思勉、童书业编著，但也是受到前者的感召和鼓励。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这套论丛，并在顾颉刚建议下增加了历史地理内容的第八册。

　　概括起来说，顾颉刚疑古学术的主要思想有以下四点：

　　一，关于“禹的演进史”的考证。“禹是一条虫”是反对顾颉刚古史辨学人常常称引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论断。其实，顾颉刚是最早对“禹”进行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综合性考辨的人。他指出，禹在《说文》中解释为一种有足的大虫，曾作为强有力的动物被铸刻在商周“九鼎”上，古人把这种大虫作为自己崇仰的神，类似图腾，渐渐演变成“上帝派下来治水的神”、进而演变成“最古的人王”。到战国时的《禹贡》等文献中，终于成了夏朝的开启者“夏后”，并且有了与尧舜的承继关系、治水的传说等等。

　　二，关于“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具体来说，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三皇之上又有庖羲，到汉代时，又从苗族神话中引进盘古，作为开天辟地的祖先。从战国到西汉，由于尊古贱今、托古自重的心理，伪上古史不断地被一步步创造出来。因此，形成历史学上“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徵，知道的古史越多”的现象。这种伪造的上古史“譬如积薪，后来居上”，顾颉刚用生动的比喻概括和说明了史学上中国上古史的发展模式。（《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

　　三，打破四个旧观念，客观认识上古史。为了建立和构造正确的中国上古史，必须纠正自古以来陈陈相因的古史观念，“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

　　四，古史辨伪的方法。“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本着“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的原则，用层层考辨、梳理事实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上古史，1924年，胡适发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为古史辨讨论作了方法论上的总结和补充。他说，顾颉刚的这一见解，具体而言，可总括为下列方式：“（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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