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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就具有异质同构的相似性，伽利释尼最终将其阐释成“审美游戏”。当今社会，受到生存和社会双重挤压的现代人群，在紧张的生活焦虑中往往会故意保留自己一点点心性和能量留给艺术，或许正是这种游戏天性的集体无意识的传承和绵延。
在这里，游戏并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和消遣，它变成了一件十分严肃的、触及灵魂的事情，“精力在这样毫无结果的活动中按照一定规则找到出路，这就是游戏”。（注：席勒：《关于美学的论文》，莫斯科版，1935年，第224页，转引自《美学》1984年第3期，第43页。）“对艺术的高度享受，就是共同参与‘游戏’”。（注：席勒：《关于美学的论文》，莫斯科版，1935年，第224页，转引自《美学》1984年第3期，第43页。）“游戏”的原则也就成了美的原则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席勒所说：“人仅仅当他是一个完整的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而只有在游戏时，他才是一个完全的人。”（注：席勒：《关于美学的论文》，莫斯科版，1935年，第224页，转引自《美学》1984年第3期，第43页。）
影视艺术的发生和繁荣本质上也是与大众娱乐游戏的心性密切相关的。传记影片的制作，在某种意义上说与游戏的审美本质的关系更近。游戏动作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情势的两重性。在游戏中人们模仿某物，但又不与模仿物相混，对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人们在游戏中，往往处于一种相信“这个如此”，又同时知道“这个不是如此”的矛盾之中，因为游戏者同时处于两个圈子里——假定的和真实的。忘了情势的两重性质，就意味着停止游戏。这与人们欣赏传记片的审美心理是完全一样的，传记片所寻求的虚构与真实的关系就蕴藏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游戏规则之中。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好莱坞在经典的传记影片拍摄中，导演往往不约而同选择了在经典人生中“游戏”审美的美学路径。
“人的心理具有一种超越物质现实处境的特有天性，这一天性不仅决定了人类事业的开阔与抱负的高远，也赋予人以奇特的幻想天赋”。（注：邹红主编：《影视文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6页。）所以当人摆脱了一切顾虑进入审美游戏的时候，人的内心非常敏感，它开始感受到一种自由，“使人类摆脱关系网的一切束缚，把人从一切物质和竞争的力中解放出来”。（注：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38页。） 在无形间，人们对于艺术有着一种浪漫和暧昧的期待。这也正是好莱坞电影主导的、内在的基调没有多少变化的原因——较少个人性和主观色彩，用浪漫的色调沐浴现实，其主旨永远是使全世界及其居民不仅异常美，而且绝对纯洁。对于现实存在的这种持之以恒的浪漫表现，迎合了人性本身对于艺术的期待和满足。
传记影片的主题一般都是比较庄严和神圣的。因为经典的人生往往都是与沉重或是悲剧相伴，人们期待感受这份凝重，但是又并不愿意仅仅了解到这份沉重，而是更多地为了一种滋养。伟大的导演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有《公民凯恩》中玫瑰花蕾的秘密的悬设，" Moss, moss, moss……" 一个简单的单字重复，道尽了繁华落尽的凄凉。这是“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壁残垣”的寥落，也是“画檐蛛网，曾为歌舞潮”的人生慨叹。物是人非，晚年的凯恩最终只有终日形影相吊，任生命走向尽头。到凯恩辞世的时刻，主观的情绪物化在一个蕴涵生命奥秘的水晶球上凝结了。《美丽心灵》用悬疑片的方式来表现纳什的幻觉世界，抓住了观众的心，同时造成了“间离的”效果，娱乐要素和怪异的枝节在观众与主人公之间垒起了一道墙，使得我们被感官刺激和紧张的剧情紧紧吸引，在真实与虚构中质疑。当节奏终趋平缓，刺激消失时，纳什一个人的战争也已接近尾声，我们似乎在看一个非凡的天才的独幕剧，戏中没有我们，但我们却会怀着敬意和欣慰站起来，鼓掌，然后走出影院，和平凡的生活混为一体。《巴顿将军》、《辛德勒名单》……中都有相似的创意，在不同程度上暗合着人们游戏的心理，当假定的东西在我们面前掩饰起来，仿佛生活本身一样时，“在场效果”就具有它深刻的美学内涵。
审美游戏直接引发了影片艺术性与趣味性的有机结合，艺术趣味引导着人们在一种自在的状态中去接受，不会因为题材的严肃性或者因为意蕴的庄严性而产生一种欣赏的疲劳，造成艺术效果不必要的流失。
综上所述，好莱坞传记片成功的拍摄经验是建立在对真实与虚构、历史与艺术间这种传记美学的充分认识基础之上的，无论是人性的发掘、文学性的阐释，艺术思维、艺术效果的探索，以至于对于人的审美、游戏的天性的关注，都很好地诠释了传记影片中孕育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美学命题。好莱坞的电影人在传记片中重新结构和延续着类型电影的神话，我们也希望能在对经典电影类型的深入剖析中找寻到中国电影人可以借鉴之路，最终使得中国电影早日与奥斯卡经典“对话”。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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