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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变释《彖》辞之非，如“《谦·传》云‘地道卑而上行，为反对之说者，《豫》下坤倒于上也。坤居上，五失位，以三先五，为灾，为伤，为大败，为冥，为晦，为迷，为死，正所谓卑而逾矣，何亨之有？ 何吉之有？ 又何有终之有？”；“《萃》倒为《升》，坤晦于上，正所谓‘冥升’矣，安得为‘时’乎？”；“《解》倒体《蹇》，则二往五为‘得中’。《归妹》倒体《渐》，则二进于五为‘刚得中’。然《蹇·传》之‘往得中’，解释《彖》辞‘利西南’，《解》反为《蹇》，所谓西南者，安在？ 西南，坤也。《解》无坤，《蹇》亦无坤， 不且反正为失据邪， 又何解于《解》‘利西南’之‘得众’也？”。可知对俞琰之反对卦变说，早已有发难者。俞氏以“《萃》下卦之坤，升而为《升》之上卦，柔本不能升，故以时升”释《彖》辞之义。此处所谓下卦坤之“升”，当是初升四，二升五，三升上，而下卦坤“翻跟头”之初往上，二往五，三往四，与《系辞》“变化者，进退之象”说不合，如此之动，则不可谓之“升”。孔颖达曰：“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即变。覆者，表里视之遂成两卦，《屯》、《蒙》；《需》、《讼》；《师》、《比》之类是也。变者，反覆唯成一卦，则变以对之，《乾》、《坤》；《坎》、《离》；《大过》、《颐》；《中孚》、《小过》之类是也。”（15）所谓反对卦，即孔氏所谓之“覆”，与其所谓“变”之义不同。所谓“表里视之”， 是指已有五十六杂卦而言，并非以二十八卦“反覆”变之而成五十六。俞琰所谓之“倒转”之变，与人倒立相似，初往上来，二往五来，三往四来。《系辞》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又曰：“言天下之动不可乱”。三才之道，焉有天翻地覆人于其中打倒立之“六爻之动”？如此说《萃》下卦之坤升而为《升》上卦之坤似可，然震翻为艮、艮翻为震、巽翻为兑、兑翻为巽，岂可谓下卦升而为上卦、上卦降而为下卦？日往月来，寒往暑来，此谓天下之动。来知德卦综之说可谓大乱天下之动，较之俞琰说更为费解。 对此， 清儒江永已辨之曰：“《屯》、《蒙》倒转似翻车，不止上下，安得谓之综？其易卦变为卦综，自是来氏之谬。”（16）来知德自谓“综字之义，即织布帛之综，或上或下，颠之倒之者也”，又谓“综者，高低织综之名”，（17）然织布帛亦止高低、上下之动，来氏以卦综释《彖传》，却无高低上下，进退之动，仅是上下卦分别“翻跟头”而已。阴阳指卦言，刚柔指爻言，九、六亦指爻言，来氏以上下体之三画卦“颠之倒之”释《彖》辞刚柔上下往来说，如“柔指离之阴卦”，“艮来居于下而为震”，“初震之刚上而为艮，上六兑之柔下而为巽”，“下卦离之柔得中上行”，“下卦兑三之柔，上行而为巽之四”诸处，更是令人难晓。来知德以卦综释《彖传》刚柔上下往来之说多至二十九卦，其后江永厘定为二十二卦。由此可见，力主反对卦变说之江永亦要删其不易晓处有七。
总之，我们经过比较，可知来知德释《彖传》刚柔上下往来之说，大体是本朱震、俞琰之说而出。虽来氏释卦为多，但不及朱、俞二氏说之精当。
汉唐而下迄于清， 为卦变说者众。 清儒黄宗羲著《易学象数论》，凡论“卦变”之文有三，又备列《古卦变图》、《李挺之卦变反对图》、《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图》、《朱子卦变图》、《朱风林卦变图》等，皆力辩其非，唯取俞琰以“两卦相比取义”释《彖传》诸卦刚柔上下与来之说，谓之“卦变”。此足见黄氏所论，因《彖传》刚柔上下往来之文而为卦变说者，独以俞琰及后学来知德之说为优。然为反对卦变说以释《彖传》者，其最大失误之处则在于顾此而失彼。如，谓《无妄》之刚自《大畜》之上九而来，是“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似可，然《大畜》下卦之三刚，则是刚自外往《无妄》之上，《彖》辞何不言“刚自外往而为主于上”？又如，释《恒》“刚上而柔下”之义，谓《咸》倒转为《恒》，则九三上而为九四，上六下而为初六；释《咸》“柔上而刚下”，则谓《恒》倒转为《咸》，则初六上而为上六，九四下而为九三。如此，二卦所余刚与柔之上下，则作何解？《咸》之九四、九五下而为《恒》之九三、九二，初六、六二上而为《恒》之上六、六五，此正是刚下而柔上，岂可解《恒》“刚上而柔下”之义？反之以《恒》余爻之变及于《咸》，则正是“刚上而柔下”，亦不可解《咸》“柔上而刚下”之义。“唯变”之意，在于必有“所适”，《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通而可久即不穷，不穷则不变。知者观《彖》辞，当先以不变求其“所适”，于既成之卦不能求其有定，然后方以卦变求之。《咸》之《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咸》之成卦，兑上而艮下，艮为少男，为山，为止，居下卦而以一刚爻为主；兑为少女，为泽，为说，居上卦而以一柔爻为主，是为柔上刚下，山泽通气，男下女，止而说，故《彖》有此辞。《恒》之《彖》辞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之成卦，震上而巽下，巽为风，为入，为长女，居下卦而以一柔爻为主；震为雷，为动，为长男，居上卦而以一刚爻为主，是为刚上而柔下，雷风相薄，巽而动，女下男为恒久之道，故《彖》有此辞。如此明白直捷之义，以本卦即可求其所适，何必辗转以裁反对卦变而释之？
程颐释《讼·彖》“刚来而得中”曰：“九二以刚自外来而成《讼》，则二乃《讼》之主也。二以阳刚自外来而得中。卦有更取成卦之由为义者，此是也。”（18）此说，以上卦本乾，下卦本坤，一刚自外来而居坤之中为九二。则一刚之来，是出自《乾》。 杂卦之变，其刚爻与柔爻， 皆自《乾》父《坤》母而来。阳刚皆《乾》之爻，阴柔皆《坤》之爻。 此说可谓于无定之中求其有定， 推而行之存乎通。如谓《讼》之刚自《需》来，则《需》之刚自又何处而来？《讼》之刚自《需》来，《需》之刚自《讼》来，然而《需》之《彖》辞又为何不言“刚来”？既然二卦不可能互成，必有一先成之卦，则先成卦之刚自何处而来？由此又见为反对卦变说以释《彖》辞者，推而不能行通处。“唯变”之目的在于有“所适”，以反对卦变说释《彖》辞而不能有“所适”，则其变说已属无稽。“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辨以反对卦变释《彖》辞是否有“所适”，亦思过半矣。
以反对卦变释《彖传》刚柔上下与来说，两宋间人朱震已用之，并非由俞琰始开其端。从卦变说发展史看，俞琰乃是一承前启后者。本文之所以辨析俞琰之卦变说，是因其是一以反对卦变释《彖》辞之有影响者。其所承之朱震说，因朱熹“朱子发解《易》如百纳袄，不知是说甚么”之一语，（19）致使后人多不重视《汉上易传》，故其说影响不大。然而俞琰学本朱熹，所以其说倍有影响，足以启迪后人发展推演其说。来知德所释之二十九卦，即本俞琰说而推演，而江永又删其不通之处，存留二十二卦，亦是推演过程中事。前后比较之，朱震不取《无妄》反《大畜》，以《大畜》自《大壮》来，而俞琰取之，来知德、江永从之。三人皆谓《大畜》之上九是《无妄》自下而上。朱震不取《随》反《蛊》与《蛊》反《随》、《咸》反《恒》与《恒》反《咸》，而俞琰取之，来、江二氏亦从之。朱震、俞琰不取《贲》反《噬嗑》、《解》反《蹇》、《益》反《损》，而来知德、江永取之。朱震取《同人》反《大有》，来知德从之，而俞、江二氏则不取。朱、俞二氏不取《讼》反《需》，而来氏独取之，江氏亦不取。朱氏取《屯》反《蒙》、《谦》反《豫》、《晋》反《明夷》，而俞、来、江三氏皆不从之。可见其取与不取，并无一定标准，仅以个人理解为是，或取或不取而已。
《易》变有道，爻变亦有道。《乾》阳物，《坤》阴物，二物相杂而曰文，迭用刚柔而成章。乾坤交而生六子，八卦因而重之而有六十四卦。杂卦之刚爻与柔爻皆自《乾》父、《坤》母而来，《乾》、《坤》为《易》变之祖，此即《易》之道。“刚柔相易，变在其中”，“变动不拘，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唯变所适”，此即爻变之道。准《易》变之道与爻变之道，乃“唯变所适”之道。谁之“唯变”能对释《彖》辞有“所适”，即可谓裁变而有所行通。否则，不可谓有所得。通观历来诸儒卦变之说，乾坤主变说有之，辟卦变说有之，六子变说有之，反对卦变说有之，旁通卦变说有之，用以释《彖传》刚柔上下往来之义，的确是“其说不能归一”。虽谓《彖》辞难通，然必有其可通处。仲裁“唯变”，当以能释《彖》辞刚柔上下往来说是否有“所适”为标准。如此，诸家之卦变说，不可全取之又不可全废之。一句话：遵从《易》变之道与爻变之道，唯变有所适而已。
来知德谓孔子既没，《易》道已亡，二千年如长夜，而自家《易》解有如明灯。辨俞琰卦变之说，则知来氏自诩太甚。俞琰谓其说是历来诸儒无一语及之，辨朱震卦变说，则知俞氏亦自诩过高。如今有人撰文盛赞来知德之卦变说，谓“所谓‘归一’，我以为是用两卦反对而释《彖传》往来之义。……明来知德运用卦综之说系统地将序卦作者着重表达的内容揭示出来，使失传一、二千年的《彖传》刚柔往来之旨复明于世。”（20）我们考辨后可知，来氏之说亦有所自，而笔者拙文又辨俞氏亦不是以反对卦变释《彖传》之发端者，或许会有益于卦变说之讨论。不当之处，请方家教正。
注释：
（1）、（19）见《朱子语类》卷六十七
（2）见《周易集注·原序》
（3）见《易图略·论卦变上》
（4）见《周易集说》
（5）先见于朱震《汉上易传卦图》
（6）见《周易本义》卷首
（7）见《淙山读周易》
（8）见《周易旁注》
（9）见《古周易订诂》
（10）见《推易始末》，又其《仲氏易》亦有类似卦变图
（11）、（16）见《河洛精蕴》卷五
（12）见《读易举要》卷一
（13）朱震释《明夷·象》辞亦曰“《晋》上九反而为《明夷》之初九”
（14）见《周易玩辞》卷三
（15）见《周易正义·序卦正义》
（17）见《周易集注·来知德上下经篇义》
（18）见《伊川易传》卷一
（20）见《周易研究》1997年第四期《卦变说辨析》一文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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