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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究越来越远离经济，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三、传媒、政治与意识形态
当今很多传播学著作，尤其是《大众传播学》之类的高等学校教材，无一例外地将斯图亚特·霍尔列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传播学者之一。笔者以为，霍尔对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电视，广播，新闻报纸)的分析极富马克思主义批判色彩，为传播学的批判范式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透过霍尔对传媒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霍尔的真正意图是将传媒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以左翼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眼光，洞察这一文化形式所负载的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效果。因此，霍尔的传媒分析更倾向于文化政治学，其关于文化、文化研究、接合理论、意识形态等一系列理论在此杂陈并置，形成一种“复调”奇观。
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约翰·道克尔(John Docker)在分析霍尔的《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时，指出该文“绝大篇幅讨论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传媒只在结尾处论及”。事实上，《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堪称霍尔媒体分析的代表作，它采用葛兰西的霸权思想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传媒：“到了20世纪，大众传媒对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殖民是如此成功，它们一举奠定了领导权、霸权和统治，传媒现在的责任是向集团和阶级提供关涉到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其他集团生活的形象，信息和知识，它们交织在我们仿佛是眼花缭乱的现代生活总体之中。”。霍尔的理论视点是葛兰西式的，认为传媒与家庭、教会和学校一样，是资产阶级上层统治机器实施其意识形态霸权所赖以凭借的机制。这一论述显然迥异于哈贝马斯所谓的“传媒运作的空间是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在霍尔看来，那种假想性的民主化的公共空间有如海市蜃楼，传媒真正运作的机制乃是取决于意识形态的霸权与斗争。
霍尔在论及大众传媒时，首先驳斥了“共谋论”、“取代论”和“听任论”等颇为流行的传媒理论。当时一些左派理论家想当然地以为：播音员和政治家之间存有共谋关系，以遮蔽观众和全体选民的眼睛。霍尔对此论调不以为然。并援引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文章，认为电视和政府的关系是相对自主的，媒体从业者均按照其自身的专业编码来运作，即使是BBC这样的国有新闻机构，其新闻工作者也并不直接对政治家负责，当然， 特殊的紧急情况除外。麦克罗比将霍尔专注于对媒体与权力和意识形态问题的探讨称之为“一种微观政治学分析”，一种“复杂的统一体”。
麦克罗比在《文化研究的用途》中将霍尔的文化理论列为首章，并着重研究了霍尔的传媒、政治与意识形态理论。我们不妨借重麦克罗比的眼睛来鸟瞰霍尔对传媒的文化政治学分析：
首先，霍尔吸收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媒体的意识形态作用就是恢复和维持现存的阶级关系。霍尔在阐述中显然又融合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认为媒体“恢复和维持现存的阶级关系”的目标从未存在过，总是存在新的被瓦解的可能性。因而，媒体与政治之间不存在某种固定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媒体与政治的关系类似于中立国与政治的关系：“既需要政治家遵守媒体规则，同时也需要媒体提防对选择性和偏见的指责，而通过对政治家‘现场直播’或‘用他们自己的话’，就可以创造一个看上去中立的空间。”传媒已然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各党派政治纷争的角斗场所，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斗争在此上演。一方面，传媒机构总是在不断调整自身的定位以适应当权政治文化的变动和趋势，霍尔例举英国广播公司为自己打造国家文化机构身份的过程，“……将它们组织成一个单独的‘声音’而维护了主导阶级文化的标准及价值，并且同时把其他阶级和各地区的‘不同声音’纳入到它有机的联合框架之中。英国广播公司不仅是一个‘国家机构’，还是一个人民的机构，曾一度与全体英国人民的命运与前途休戚相关。”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和媒体之间的权力平衡发生改变，传媒呈现出“去政治化”态势。霍尔敏锐地观察到政治电视的边缘化，“由于激烈的竞争，商业利润，更多的不规则在操作，时事电视为迎合娱乐性而逐渐边缘化，被称之为‘时效电视’(factual television)。”
其次，霍尔通过《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中对“民间魔鬼”所引起的“道德恐慌”的关注，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的批判，别具匠心地指出：大众传媒承担着将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通俗习语，从而达到对民众的规训的目的。霍尔在对撒切尔政府，包括对后来的布莱尔政府的批判中始终着眼于文化政治学，创造了“权威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即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并不只为财富或中产阶级服务，也为普通民众效力；普通民众也可以变成获利者和新型私有化的公共设施中的投资者，即通过争取平民的赞同而重建霸权)的新术语，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的传媒机构不时报道：撒切尔夫人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说话，同工人阶级一起抱怨过分官僚化的左派、工会和地方政权，关心普通民众的生活，承诺向福利国家迈进，如此等等。霍尔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传媒的实质就是将意识形态生活化或文化化，撒切尔主义的实质就是要通过争取平民的赞同而重建其政治统治霸权。
综而论之，霍尔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视阈出发研究大众传媒，开创了媒介研究的文化政治学范式，霍尔对传媒的分析绝不是居高临下的空谈式的社会学批判，他始终坚持将传媒置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范畴之中来发掘其意义和效果，其媒体文化理论进一步深化了文化研究这一学术思潮的政治学色彩。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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