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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与影：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形象及其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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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9: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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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之间摆动。中国似乎就是一面镜子，异国的遥远空间反射出斑斓的幻景，历史与传奇，想象与欲望交织在一起。然而，一经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所谓的幻景。不论是乌托邦中国还是意识形态中国，都是西方对自我的期待和表达。
比较形象学的重要代表、法国学者巴柔在《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一文中认为，当异国文化现实被视为优越于本土文化的时候。就会出现对本土文化的贬低和对异国文化的狂热。他们意识到了本土文化所缺乏的东西，对异国文化的狂热褒扬更多地属于一种“幻象”。这个描述基本适用于彼时彼地的中西文化关系，因为欧洲不仅有关于中华帝国的知识基础，认为中华帝国的历史发展阶段和文化优越于欧洲。而且还有出自欧洲自身历史发展的诉求。自文艺复兴以来，为了摆脱中世纪神权中心和来世主义的统治，反对宗教禁欲和蒙昧主义，西方的思想文化和艺术领域开始向非基督教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汲取养料，肯定人的现实欲求，向着建设世俗文化的方向迈进。
马可·波罗的书并不为其同时代的欧洲人所信服。因为在当时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欧洲，人们根本无法相信在东方有如此的高度文明，他们把《游记》中的许多叙述看作无稽之谈。实际上，十八世纪以前，西方对中国所知甚少，正如清末的中国人对欧洲没有正确的了解一样，马可·波罗时代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有限和很难不出现判断失误。此时的中国成为西方社会理想的投影。所谓的繁华之邦，哲人君王统治的理想国，事实上反映了西方人对自身社会缺陷的洞察和不满。特别在中世纪晚期，开明富庶的中国形象的树立提供了一个超越基督教对人性压抑的榜样。激发人们为改变现状努力，从而建设一个更合理更光明的新社会。
到了十九世纪，一方面，西方的政治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政府应以被臣民所认同为基础，否则它就是不合理的。原有的政治体制在新理念的指导下进行变革，民主在各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变成现实。而西方注视的中国不再被认为是政治体制完备的典范，以往政治和经济理想国的作用渐渐隐退。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在欧洲和美国带来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新兴的殖民主义势力摩拳擦掌，准备在东方建立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市场以获取更大利润。此时，中国形象被冠上落后蒙昧，亟需启蒙的符号，拯救中国成为军事和经济殖民入侵最好的理由，为贪婪血腥的扩张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进入二十世纪。西方物质上的富裕渐渐不能掩盖精神上的痼疾，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正视现代社会的精神弊病：人们的道德感降低，空虚堕落之风盛行。在自我质疑和反思中，西方在一次把希冀的目光投向东方，渴望再这里找到更本原更纯真的生活哲学。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使人，对西方文明的优越产生了严重的怀疑，认为对财富和权力的过度追求失去了对生活的感悟和洞察。中国以其古老的文化。悠久的传统，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快乐达观的生活态度深深地吸引了彷徨失落的西方，成为人间乐园和消除危机的良方。此外，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为赢得了西方的好感。特别是英国和美国很高兴看到中国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成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二战期间中国士兵浴血奋战。拖住了日本在亚洲横行的脚步，从而减轻了太平洋战场的压力。
中国这面镜子所映出的影像不是只随着中国自身的历史条件变化，而更多地与西方的需求紧密相连，是西方自我的投影。乌托邦的中国是西方超越自我的激励，理想化的形象中被赋予强大、先进、文明等特征，并被试图以此为蓝图来颠覆改革社会现实。意识形态的中国是西方彰显自我的舞台，丑化了的形象低劣、愚昧、落后，为照镜人带来自我肯定甚至是傲慢的基础。可见，西方在与中国形象的对照中明确自身，在与之的文化利用中推动自我的构建。虽然历史进程中各种条件在方方面面制约着中国形象的演化，从根本上讲，西方的现实动机和文化心理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正与萨义德的东方理论相印证：东方之于西方是客体，是观照，是在西方人居高临下的巡视中被创造出的产物。西方在二元对立中不仅完成了自我确认。而且虚构出一个影子，不论西方文化感到得意或失意、需要自我批判或自我确证时候，这个影子都会自然浮现出来，帮助西方文化找到自我。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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