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美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持续下降。本文试图对这一时期信任感下降的原因，信任感下降的后果及在信任感降低的时代，人们为什么仍能够实现又应如何实现社会信任的重建这些问题进行阐述，进而对二十世纪后半期美国社会的信任问题有一概括性的了解。
　　[关键词]信任团体小型化 个人主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这一时期是大分裂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多数工业化世界的社会价值观出现了大分裂，社会状况严重恶化。犯罪和动乱开始上升；核心家庭衰落，离婚率上升；人口出生率降低；人们对组织机构及其制度的信任和信心持续下降。特别是人们相互间的信任感降低，交往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虽然尚无证据表明人们之间的联系变少了，但相互间的关系却不及以前那样持久和紧密，而且相联系的人数也比以前少了。”“这些变化本身使20世纪中叶工业社会中流行社会价值观念形成了大分裂。”[1]令人不解的是，在物质日益发展的时代， 美国社会使人们团结在一起的那种社会联系和普遍价值观念特别是人们之间的信任却正在变弱。我们应该如何解释物质发展与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发展不同步的现象？信任是社会合作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感下降的后果又是什么呢？在信任感降低的时代，人们为什么仍能够实现又应如何实现社会信任的重建呢？
　　造成这一时期社会的信任感降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以信息为基础的较为复杂的经济导致的个人主义的盛行。“任何一个在50年代和90年代期间生活过的美国人和西方人都会清楚地认识到这一时期价值观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些价值观和准则方面的变化非常复杂，但却可以归纳到日益增长的个人主义这一大标题之下。”［2］以信息为基础的社会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性质和生活方式，诸如避孕丸之类的医学技术的创新及人们寿命的延长也削弱了生育和家庭在人们生活的作用。家庭、宗教等社会义务带给人们的束缚逐渐变少，个人的选择空间日益增多。但这种个人享有空前多的自由选择社会的危险在于，“人们忽然发现自己在社交方面比较孤立，虽说可以自由地与人交往，但却不能做出道义上的承诺，将自己在真正的社团中跟其他人联系起来”［3］。其次，犯罪的急剧增加加剧了人们相互之间的不信任。犯罪的增多往往会增加人们的不安全感，加之新闻媒体对犯罪的报道有时过于夸大，这易使“犯罪的受害者或者观看地方电视新闻台播出的一个又一个可怖的犯罪故事的观众，很可能除了至亲好友外，对世人不会信任了。因此，犯罪似乎是1965年之后不信任有增无减的一个重要原因”［4］。再次，离婚率的上升和家庭破裂的增多可能也是不信任增多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经历过父母离异的孩子来说，家庭的破裂可能给了他们痛苦的经历，这使他们一般会对大人持怀疑态度。

　　二十世纪后半期美国社会信任度的降低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团体的小型化趋势加强。这一时期人们从家庭、邻里、宗教的联系中解脱出来，个人主义盛行。日益膨胀的个人主义导致了人们对权威特别是大型机构权威的怀疑，“他们对于任何可能限制其选择自由的政治或道德方面的权威越来越不信任，但他们同时又想要一种团体感以及来自团体的好东西，比如相互认可、参与、归属感和同一性。团体只能在别处找到，在那些忠诚和成员资格部分上一致且进出的代价相对都比较低、规模较小而又比较灵活的群体和组织中找到。这样，人们也许能够使自己对团体和自主这一自相矛盾的向往和谐起来。”［5］这导致了团体的小型化。其次，不利于社会合作的形成和社会资本的增加。“社会资本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一个群体之成员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或准则。”［6］而信任既是实现社会合作不可或缺之要素，也是衡量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标准。一个人们之间相互猜忌，互不信任的社会，社会合作是无法实现的。正如阿兰·佩雷菲特所说“‘作为进步社会起源的信任品性是否为进步社会的长存永固所必需？’回答只能是肯定的。抽去我们置于信任旗下的所有精神禀性，别说经济发展，就连我们的社会都难以维系，还能剩下什么呢？”［7］
　　在信任感降低的时期，人们仍能够实现信任重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人类社会正是在不断确立规范，推翻规范，然后再建立适合人类发展的新的规范的过程中不断进步的。社会在不断变化，人们也在不断适应社会。而且从采集狩猎社会人们一起打猎到现代社会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信任在其中一直起到重要作用。因此，虽然二十世纪后半期美国社会的信任感降低，但人们是能够适应这一变化并做出反应，重建社会信任的。其次，人们需要他人对自己的认识来完善自我。“没有他人的感受作为我们品格的‘反射’，相应的自我感受及自我认识、建设性的自我批评和个人的持续发展几乎不可想象。”［8］在这一别人认识自己的过程中信任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只有表现出真正的自我，才有助于别人对自己的认识。再次，人们有一种没有风险地向他人表达情感的意愿。“即人们通常有本能的、同虚荣心无关的自我表现的需要，惟有通过不加修饰地表达自己的品格，例如性格、偏好、强项、弱处、愿望、需要、情感及感受才能获得‘内心的宁静’”［9］。“无论什么时候，如果心情不幸失去控制的话，那么与人交际和交谈是恢复平静的最有效的药物；同样也是宁静、愉快心情的最好保护剂，这对于自足和欢乐来说是不可或缺的。”［10］而要没有风险地且毫不修饰地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情感，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不能信任倾听者，人们便不得不忍受有选择的表达自己的情感所带来的孤独感。
　　在有了实现社会信任的可能性之后，具体应该采取哪些方式实现社会信任的重建呢？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政府应当加强法治的透明度。信任半径一直局限于家庭和朋友之间，而“一种普遍的公正实施的法治，给不相关的陌生人提供了相互合作和解决争端的基础，以此便可大规模地扩大信任半径。”[11]其次，增加相互间的交往。既然人们之间的不信任大多时候可能是因为相互间的不了解，那人们可以通过反复的社会交往，观察其行为，尽可能多的搜集对方的信息，进而对其行为倾向进行有效的限定。此外，“了解一个人是否可靠，除了直接观察其行为以外，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就是与他共过事的人对他的评价，也就是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印象。这一综合印象代替了反反复复的社会交往。”［12］总之，“盖凡人类社会都始终存有信任成分，就连我们所说的疑忌社会也不例外。问题只不过在于信任是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要素。”［13］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使我们坚信，重新对人们进行教化，重建社会信任，使信任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要素可能的。
　　
　　参考文献
　　[1][2][3][4][5][6][11][12][美]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5、53、54、110、115、18、305、226
　　[8][9][德]米歇尔，鲍曼，道德的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96、396-397.
　　[10][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九州出版社,2007.39-41
　　[7][13][法]阿兰，菲雷菲特，信任社会论发展之缘起商务印书馆，2005.566-567，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