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辽代文学发展轨迹的过程如同其他少数民族文学所经历的一样，是由简而繁、逐步汉化、积淀形成文学体系、规律的历程，具有阶段性和时代性，辽代文学发展与起皇族耶律氏的关系至为深远，两者间具有着统属乃至因果关系，可以说，辽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是以耶律氏为主线而逐步完善以至于成型的文学史，辽代文学百余年的发展孕育及成型，其间耶律氏居功甚众。
　　关键词：耶律氏；诗词；接受；推崇；鼎盛
　　
　　耶律氏源起于东胡鲜卑的旁支，详考见于《辽史》，原有的文化基础和诗词形式皆处于雏形和未臻完善的初始阶段。耶律氏由诸阿保机亲族部族组成，各属其氏。《辽史》卷32《营卫志》：“三耶律：一曰大贺，二曰遥辇，三曰世里，即皇族也。”耶律氏众多的人口数量、特殊的融合起源和政治地位决定了其在契丹文化形成之先，就具有了形成文化底蕴的物质环境条件与可行性。耶律氏所代表的辽国文学，以诗词发展为其显要者，究其根源，是因为少数民族的俗习和北朝粗旷质朴的文风，决定了诗词艺术形式在辽文学中的发展地位，而耶律氏诗词创作无论是数量和质量上，都占据着辽代诗词的首要位置，影响深远。
　　辽代特殊的政治制度和国策决定了耶律氏文人有更多的机会了解政事和接触文学，《辽史》卷45《百官志一》所说的“百官择人，必先宗姓”，就是宗族政策下耶律氏参预政治、实践文事的外部环境。石刻本耶律宗室羽之墓志云：“儒释庄老之文，尽穷旨趣；书算射御之艺，无不该通。”赵翼《廿二史剖记》卷27所载众多皇族成员工诗善画的事例，提出辽代皇族“多以文学著称”。皇族中的皇子及诸王贵卿者，府下则专设辅助、教育臣僚及伴读官员，具有享受最高级文化教育的特权。他们即使出任外官，亦以文史为重，携僚佐及伴读官员前往。有史料可考的如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年)，“匡义军节度使中山郡王查葛、保宁军节度使长沙郡王谢家奴、广德军节度使乐安郡王遂哥奏，各将之官，乞选伴读书史，从之”。（《辽史》卷十七《圣宗纪八》）这充分说明了辽国宗室在接受和学习汉文化方面的肯定与积极态度。
　　辽代耶律氏对于汉学诗词的接受过程中体现出对于宋代诗词名家的赞赏和学习，其中统治者的态度是诗词的决定因素。辽代耶律氏诗词演进大致分为三个步骤：
　　
　　1.辽宗室对于诗词文化前期的接触和习得时期
　　
　　契丹源自东胡，属鲜卑族中类于原始者，自魏后游牧辽河流域，随水草就畋猎捕渔，以车帐为家，“本无文字，惟刻木为信”（《五代会要》卷二十九）。在文化上落后于中原汉民族和同时期的少数民族。在征服渤海之后，“乃制契丹文字三千馀言”（《契丹国志》卷一）。当属契丹初步接触文明、创立自己民族文字的开始。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东丹王耶律倍是辽初著名的文学家。太宗改东平为南京，内于猜忌，迁倍居住，复派人监窥倍动静。后唐之主明宗，乃两次派人跨海持书邀请耶律倍。于是耶律倍携高美人载书浮海避之后唐，后唐明宗赐姓东丹，名慕华；复赐姓李，名赞华。他用来咏叹政治失意的诗歌流传至今，其风质朴粗犷，质实明晰。其《海上诗》云：“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这是辽代诗词文学受南朝影响的最初佐证。金代巨匠、集大成的文学家元好问对于耶律倍的诗画作品曾赋诗咏赞曰：“意气曾看小字诗，画图今又识雄姿。血毛不见南山虎，想得弦声裂石时。”契丹社会真正的汉化和封建制度形成的过程，完成于辽景宗和辽圣宗时期。《辽史·文学传序》记载云：“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这直接导致了大量南朝诗词文学艺术的涌入和宗室文学的仿汉性，是辽诗词的初始与肇端。
　　
　　2.辽中期对于南朝诗词文化推崇与创新娴熟时期

　　清代诗人沈德潜在《〈辽诗话〉序》中指出：“圣、兴、道三宗，雅好词翰，咸通音律……文学之臣，若萧韩家奴、耶律昭、刘辉、耶里（律）孟简，皆淹通风雅。”辽代统治者对诗词的喜好导致了中期文学创作的发展和演变历程，其中尤以耶律氏为明显。圣宗耶律隆绪是辽代首位以能诗名世的帝王。隆绪幼喜书翰，十岁能诗，通晓音律，又好绘画，其《题乐天诗佚句》说：“乐天诗集是吾师”（《全辽文》卷一）。辽人普遍流传和喜好乐天诗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白居易诗通俗明快，琅琅上口和文字易于理解，尤以其新乐府运动时期诗歌作品为代表的讽谏诗为当时所推重，“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白氏长庆集》卷三），于通俗易懂外尚且兼有时势的讽喻教化功能。这直接导致了辽代后期讽谏诗歌的形成和发端。由于嗜好乐天诗并推广其风，耶律隆绪“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召番臣等读之”（《契丹国志》卷七）。其后的兴宗重熙六年（1037），“上酒酣赋诗，吴国王萧孝穆、北宰相撒八等皆属和，夜中乃罢。……癸末，赐南院大王耶律胡睹衮命，上亲为制诰词，并赐诗以宠之”（《辽史·兴宗纪》卷十八）。兴宗诗作今尚留存者有金代诗人王寂所著《辽东行部志》记载辽司空大师郎思孝事，录存其七言绝句。王寂志记载云：“兴宗每万机之暇，与师对榻，以师不肯作诗，先以诗挑之……问讯礼如平交，非当时道行有大过人者，安能使时君推慕如此。然亦千载一遇，岂偶然哉！”兴宗诗云：“为避绮吟不肯吟，既吟何必昧真心。吾师如此过形外，弟子争能识浅深。”其中的“绮吟”涵义即佛家谓“绮语”，指非实浮止、香艳藻华的词句；“真心”于佛家经义中亦指真实无妄之心。兴宗此诗的亮点，非特其佛教经义的诠释，而在于通过对僧人和经义的赞美和吟咏，从本质上反映出契丹民族质朴少浮夸、不务奢华的真挚价值观念。受到帝室影响，辽贵族广泛接受了汉文化和诗词，并形成儒家的思想道德观念，萧韩家奴“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擢翰林都牙林，兼修国史”（《辽史·本传》卷一百零三）萧韩家奴曾将兴宗猎秋山时死伤数十人之事书之于册，“帝见，命去之。韩家奴既出，复书。他日，帝见之曰：史笔当如是”（《辽史·萧韩家奴传》卷一百零三）。这可以说明诗词文学熏陶下的辽国文风与士风。
　　3.辽耶律氏后期创作的高峰阶段和辽代诗词的鼎盛时期的到来
　　
　　道宗在辽朝诸帝中属于学识渊博、文采过人者，作品颇丰。清宁（1055~1064）间诗友之臣、知制诰耶律良曾奉旨将道宗御制诗文修篡编为《清宁集》。清宁末年后，道宗尚且在位三十七年，未入《清宁集》的作品数量当更可观。道宗作品今存《题李俨黄菊赋》诗一首：“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馀香，冷落西风吹不去。”道宗这首诗，见于陆游《老学庵笔记》和侯延庆《退斋雅闻录》，曾经在北、南两朝竞相传诵。据《莼渔词话》记载，元人张肯尚且隐括此诗入词，撰写了调寄《蝶恋花》以纪之。耶律氏诗词创作对于其他诗词作家的影响和呼应，对于仕北汉人的影响亦深。对于萧氏的影响，由于婚姻关系和政治联盟，则显得尤其突出。和两者比较而言，开肇于耶律氏的诗词演变与萧氏的发扬得以集大成和取得实效。辽后期著名的女词人萧观音、萧瑟瑟皆为耶律氏的妻室，创造出辽诗词文学的最高成就，其间耶律氏的影响犹可管窥，亦与有力焉。只是后期的耶律氏由效仿讽谏的对象变成了受谏的对象，如善于歌诗的文妃萧瑟瑟作诗规箴的《讽谏歌》云：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全辽文》卷三）诗中劝谏天祚帝要振作精神，改弦易张，不必畏惧女真的侵袭，并且整顿朝纲，励精图治，去奸佞而用忠良。其间引用秦代典故的“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臣兮罚不明。”真实反映出时代的变迁与家国的兴衰。
　　辽代耶律氏对于汉学诗词的接受过程，并未离开和溢出少数民族的汉化规律过程，其间的得失与逐渐学习的过程，是民族逐渐融合和同化的过程写照，耶律氏对于汉学诗词的接受过程，在上层阶级的引领下逐渐形成臻于完善的诗词文学艺术和文化思想、文学意识，反映出其间的发展与演变之轨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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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王辟之.渑水燕谈录[A].唐宋史料笔记丛刊[Z].北京：中华书局，1981.
　　[3]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