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红真：陈染进述了一个成长的故事。倪拗拗从一个小孩儿，逐渐长成为一个成熟的女人，经历了从家庭到社会(主要是学校)的权威话语对个性的压抑特别是极端集体主义的制度与意识对私人空间的侵犯。这部小说最让人触目的内容，是第一次在小说里表现了同性恋行为。但是，陈染表现的同性恋不是典型的同性恋。倪拗拗在禾寡妇的裹挟之下，与之发生肉体的亲近。禾寡妇与其说是她的恋人，不如说是一个代母的形象更准确。因为倪拗拗的母亲忙于事业和工作，对她的关心很有限。禾寡妇既有知识妇女的通达，又具有家庭主妇的温柔和料理家务的能力。倪拗拗是在她那里补偿着缺失的母爱，而不是异性的感觉。通常同性恋的两个人当中的一个人，具有异性的特征。而禾寡妇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女人，所以我说她更像一个代母的形象。从禾寡妇的角度来说，她也借助这种行为满足了被压抑的母爱。她从来没有生过孩子，幼年的倪拗拗就承受着她的疼爱。爱别人是女人先天的需要，这是源自天然的母爱，其他的爱则是母爱的延伸。当母爱受到现实的阻碍的时候，向年幼者转移是很正常的现象。此外，禾寡妇的丈夫很风流而且早逝。她不再重新择偶，一直以不断的关照耐心地等待着倪拗拗长大，也可以看出她的同性恋行为是非常自觉的。由是看来，作者在这个成长的故事中，以同性恋的方式表达了女性抗拒男性权威话语霸权的策略。当在异性那里得不到爱与被爱的情感满足的时候，就在同性而且年幼的人那里寻求补偿。
    陈染所体验到的女性的独特经验世界是非常个人化的，也有着女人共通的心理深度。在整个作品的深层语义中，又是非常社会性的，甚至是非常政治化的。她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角度，表达自己对社会政治的看法。这就是以女性特殊的个人体验，来开拓女性的话语空间，以对抗父权制的男性话语霸权。虽然这种对抗是以失败告终，但是反抗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白烨：陈染的《私人生活》我感到比较陌生，因而新鲜。它所描写的少女拗拗的相对封闭的生活追求，可能是近年来小说创作中的私人化倾向的一个比较典型也相对成熟的代表。这部小说主要在于声张个性、维护孤独、坚守执拗，甚至于逃避历史、躲避社会。这种写法，使其在营造个人生活、个人天地、个人世界中达到少有的纯净，从而在私小说中别树一帜，同时也带来一种比较纯粹的私人化、个人化的小说倾向。当然，任何作品都不可能脱离开自己的时代，陈染是用疏离式或“个人化”的方式表达了她对这个时代的理解和她与这个时代的关系。在目前这种文化转型、人心浮躁的情况下能读到陈染这样的小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这两年长篇小说的畸态繁荣已达到令人忍无可忍的程度，数量膨胀到惊人的程度，而其质量普遍低下，几乎经不起细读。陈染的小说，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没有这些浮躁气，而是文学的纯净的探索，这对这个时代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样一些作品，文学生态上就会失去平衡。
    陈骏涛：陈染有强烈的、自觉的女性意识，这种女性意识是对男性中心话语的背叛，或者叫超越，如在小说中强烈地表现女性的内心体验、情感体验。但有一点我始终没弄明白，即陈染一方面鼓吹超性别意识，一方面在创作中又有着强烈的性别意识。我想她之所以有强烈的女性意识，是否为了超越性别意识?
    陈染现在的创作在文坛上已有她自己的地位，即她注重于一种优雅的、潜入内心的、注意女性个人情感体验和生命体验的、同时追求一种精神与哲学的双重意味的作品。陈染总说她处于远离中心的边缘状态，我觉得这种状态对她很合适，因为她不是那种能与轰天响地的社会现实合拍的作家，她整个小说的情调是忧伤的、孤独的，她本人的生活、情感也如此，因此她往这方面发展无可厚非。但她现在的创作又形成了一种定式。我感到她现在的创作还处于本色演员阶段，情调、氛围、语言、人物类型多有重复。陈染突不破自己织就的网。是否应从“本色”向“角色”飞跃。
    王蒙：读此部作品也有种陌生感，不知该用哪套家伙来操作、评论，虽然表面上看我好像刀枪剑戟十八般武艺都可以练。所以放弃评价谈一些杂感。
    文字和想象力。有的地方看起来稍微费点劲，大致还顺当，她进入情况以后我不觉得那些文字是苦思冥想出来的。她的俏皮、想象自成一格，给人一种愉悦，给小说带来新的语式、新的比兴、新的构成。
    有一段挺有意思——那只狗因为参与意识被爸爸驱黜。从“参与意识”可以看出这部书并不完全是私小说。对那只狗的描写相当政治化，狗的路线觉悟相当高，是好同志，我们自愧不如。但陈染对政治并不是非常严肃的批判，或者像拿着长矛的堂吉诃德式的决斗。她对某些不喜欢的东西采取恶作剧方式。倪拗拗的名字本身是一种挑战，一种叛逆。但她毕竟是个作家，叛逆不一定采取不得体的方式，是用戏弄，恶作剧，不失自己的天真，火候掌握得还可以。毕竟生活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小小年纪也练出一点道行。
    另外我还有一个感觉，她的作品有几个固定的基点老离不开：一个少女，她有一个母亲，有一个不怎么样的、不负责任的、令少女讨厌的、或感到陌生的、丑陋的父亲；还有一个年长的女人，她与这个女人有或多或少的准同性恋的倾向，或被导入这个轨道，等等。都是第一人称。这几个基点老离不开，不知是优点还是缺点。

    戴锦华：我认为在90年代的女性写作中，陈染是个对女性意识和女性位置比较自觉的作家，这种自觉不光是指她意识到自己是个女人或意识到自己在做女性写作，也在于她不断地在反省这种意识。陈染是在寻找一个女人和个人之间的合谋关系，因为作为个人的反抗我们社会的知识界是认可的，而陈染是在抒写个人、抒写孤独中抒写女性，在先锋写作中形成的先锋性和边缘性之间寻找放置女性体验的空间。虽然同时有许多女作家在强调“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陈染在《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写作》中也强调这一点，但她们不在一个层面上，对于传统写作的女作家而言这表明她持一个中性的写作原则。在“人”的立场上超越女性的经历和女性的写作，而陈染则经历了一个小的循环，她发现实际上不存在一个抽象的、超越性别的的人，这个人一定有一个男人的形象，而她要做女人，可她很快又发现做女人的命题变成一个被男人重新规范的命题。她提出：我不要做被男人所规定的女人，我首先要成为一个“人”，超越男性所规定的性别角色的“超越性别的人”。
    在这部小说中，陈染尝试破除理想父亲——即理想男人的神话，也包括破除理想母亲的神话，因为在理想母亲的神话中，除了表达她对同性的渴望之外，还有她对保护者的渴望——她一直在寻求一个庇护者。她也在试图破除“私人生活”的神话，在今日社会是否还存在私人生活?陈染还试图突破她前期小说的主要支柱：精神分析，意识到所谓精神分析也是一种男性话语而已。
    所有的这些，尝试——尝试一个全方位的突围，是这部小说的特点，但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损害了这部小说的表达本身的迷人和完美，即失去了她原有的、很有魅力的、她很擅长表达的那种特定情境的支撑。
    徐坤：陈染的创作非常女性化，但她的理论却又提出要超性别。我认为她主要是对自己的性别有所规避，规避的原因就是由于整个女性写作的大环境、大气候没有成形。所有的女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隐忧，就是一旦她的作品被定性为女性写作，就会被认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是低于男性的，是女人气、小女人气的，就完了。对作品的误读往往导致对女性性别或人格的伤害。从这个角度我就能理解陈染在各种研讨会和论文中强调一定要超性别，完全是出于这种隐忧。
    陈染在当代女作家中是比较特殊的，尤其是在艺术感觉上，在对生活的细枝末节的把握上，一唱三叹，细腻而到位，她的天赋、才气非常高。当我们在写别人的生活给别人看时，好像还容易点，可以靠情节来取胜，但她写的是个人生活，完全通过展示自己来表现她对人生的思索。一方面要规避，一方面又要展示，这个角度非常难把握。而她把握得相当到位。另外，她在思想上非常有深度，她是一种智慧型的写作，在十几年如一日的写作中，她不断地从自在而入自觉，她的文本中处处散着女性迷乱而又清幽的个人体验，飘动着女性思想与智慧的凄美的光环，使小说的女性表喻方式有了大胆的隐秘性和极强的前卫性。
    张颐武：读了这部小说以后非常受感触，因为它不仅讲述了一个女性个人成长的历史，还涉及到一些经典的社会主义时代的回忆。个人成长的记忆，并不是女性个人的体验，还有着相当的公共性，与我们的日常生活都非常接近，是社会主义向市场社会转变过程中一个中国的个人的经历。一个个人如何成长为社会主体，一个女性如何成长为社会主体，私人生活怎样被打开，变成一种敞开的、具有公共性的东西，这是我所关注的，是陈染很有力量的想象，也是她这些年不断地对处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处于严密控制下的个人，怎样转向现在这个更把握不定的社会里的女性的问题的表达，这个表达恰恰也是人民的记忆的表述。大家都很强调作品的个人性或女性的特征，我觉着不仅仅如此。另外我觉着里面有些非常有趣的困难，她在克服这些困难中找到了一个非常坚定或自我肯定的方式，比如最后，主人公在P城漫游，发现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没有植物在生长了，植物回阳台上。公共生活中已找不到绿洲了，回到了私人化的生活中。90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许多女作家都感到了公共性、市场性所造成的困难，陈染的小说中就出现了“私人生活”这块领地，并且以在阳台上种植物的方式去开垦它，这部小说就是这种植物不断生长的过程。
    我非常关注小说结尾的困惑，就是“私人”的植物能否移植到花坛中，能否到公共社群里，是出去经风雨见世面还是在安全的阳台上生长，这是个重要的矛盾，也是个很大的挑战。如何在女性问题与国家、社会的问题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如何在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找到沟通的桥梁，如何把女性经验和社群经验更好地结合起来，这是个尖锐的问题，是结尾她在想的问题，也是陈染下一部作品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