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阿Q典型与《阿Q正传》艺术结构问题 |
 |
时间：2009-8-8 16:40:21 来源：不详
|
|
|
一
在被称为现代文学史上的“歌德巴赫猜想”的阿Q典型研究中，许多问题已争论了70多年，虽说至今并未完全取得圆满结论，但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深入，许多方面已有了一些共识。例如，阿Q的精神胜利法，作为“人的一般本性”表现的精神现象，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因而我们今天不再困惑于1956年何其芳提出的“困难与矛盾”，即所谓“阿Q是一个农民，但阿Q精神却是一种消极的可耻的现象”，不再为究竟把阿Q划为哪一阶层的农民而争论，也不再讨论阿Q究竟有没有农民阶级的革命性或阿Q似的革命的真实性与后遗性，等等。这些共识的发展也许正酝酿着对阿Q典型问题的“最后冲刺”，当然，如大家所说哲学社会科学的论争很难说“最后一句话”，但对相对真理的每一次逼近，总是很有意义的，阿Q典型研究之所以至今仍有极大的魅力，大概正是因为它是有意义的。
过去的阿Q研究虽说已争论了70多年，但似乎还有一尚未引起争论而实际很有意义的问题，即《阿Q正传》本文实际存在的艺术结构上的两半之分，这个问题对于理解阿Q典型是很重要的。即使只是从艺术直觉上，我们也可感悟到作品前后两半之间，无论在情节逻辑与场景构成，或形象描绘与语言格调，以至于人物性格意蕴等方面，两半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过去也有人指出过作品在艺术表现上前后的不同，但未能深入讨论或明确地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我以为作品本文艺术结构上的这个两半之分是一个需要明确提出并准确把握的问题，因为这是造成阿Q研究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两半，虽然不能作机械的绝对的分割，但从实际来看，是可以以第四章“恋爱的悲剧”之结束为界，则前后两半可以各成为相对完整的组合，假如各自独立成篇，只要稍加组织便无太大的缺憾。那么，两半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哪里呢?试从如下三方面略作分析：
(一)叙事模式及叙述者有艺术结构中的主体性并因此而引起的文章体格的变化。由于这个变化，作品前后两半在体格上呈现出著“论”与记“传”的差异。例如，第一章“序”，叙述者“我”虽不是一个出场人物，却是作品形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作品中一个不在场而不可或缺的人物，作品的内容实际是以“我”这个人物的主体性评述为主的，是从“我”的角度对阿Q这个人物的行状所作的介绍性描述，作品中有一句话说：“先前，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先生……”，正说明“我”这个叙述者是与阿Q同时代的一个人物，作品对阿Q的描述中不能不包含着“我”的理解与情感等内涵，阿Q的性格特征正表现为“我”对一种很突出而又有着普遍性的人性现象的评价与例释，这才可以解释作品中为什么时时会有针对传统观念的惯例以及对所谓“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的并非恶毒的嘲讽，这种叙述者“我”的具有评论色彩的理解与情感直接介入以至于成为艺术结构中的关键成份，正反映着作品内涵的著“论”的特质。接着的三章，虽渐渐地隐去了“我”字(但在直接评论时又往往连用几个“我们”)，并且，对阿Q的行状的形象描绘增强了具体性与生动性，但仍脱不出这是一种“我”对一种人性现象的评述的范围。由此也可理解那些从文笔角度来看不算很和谐的议论文字为什么在第一章以后仍时时出现。总之，作品的前半倘或独立成篇，则比之《阿金》一类杂文恐怕是更具杂文特质与评论色彩的。作品的后半却显出了不同。不仅是作为艺术结构的主体成份的代词“我”或“我们”已经消失(在第一章中用了16个“我”字，在第四章中说到阿Q拧过小尼姑的脸以后的心理时，连用4个“我们”来加评论，而从第五章直到最后，已不再出现“我”或“我们”了)，阿Q故事的演绎，不再表现为一个特定的评论者的见闻片断，而是有着情节逻辑性与完整性的一个活生生的典型人物的命运传记。当然，也可以说，这仍是由作者以全知型视角进行描述的，不过这种描述已表现出作为客观的社会人生命运逻辑与作品所表现的人物命运的统一性(衡量艺术真实性的主要标志)，能合于客观社会规律的人物命运就不是由作者凭借着自己的任意安排而表现的，(恰如鲁迅认为阿Q的命运逻辑决定着他的“大团圆”已不可能再推迟，而这是他创作之初所没有预料到的)，作品后半中的阿Q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极大的艺术真实性的具体鲜明的人物形象，明白地说，阿Q已不再是一个生存于“我”的评论话语之中的人物，这与作品前半中阿Q在实际上主要作为一种例释的情况有着明显的差异。
(二)作品结构的两半之分反映着作者在创作意图上的发展，并因此影响着人物的典型性的变化发展。这种“不相称”恰好反映着作品结构上的一个转折，即从后半(篇幅略多些)的艺术意蕴的角度，从阿Q这个人物形象的最后完成情况看，前后两半之间分明存在着一个转折。
(三)作品结构的两半之分反映在作品的艺术风格上的差异也是很深刻的。如果说，作品的前半显示出以评论的笔触对一种顽劣的国民性的刻画，呈现着冷峻、讽喻的艺术格调，那末，后半则分明是着重对一个极端愚昧的又贫困的小人物的命运的描绘，显示出沉郁、寄情的风格。前半是一个采用象征主义手法构成的喜剧结构，后半则是属于现实主义手法的悲剧结构。正视这种在同一篇作品中客观并存着两种艺术结构的情况，恐怕是我们正确理解整篇作品的意义和阿Q典型的复杂性的一条新思路。 总之，《阿Q正传》在艺术结构上有两半之分，这是这部名作的一个客观存在的特点，但不因此可以认为它是一部艺术上不完整的作品，或说它是艺术拼盘式的作品。我们对任何成功的文学作品的研究目的，就是要从其特点出发，理解它在典型创造上的特殊性，从而更深刻地了解其艺术典型的意义。还应该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结构上的两半之分，不是指两种对立艺术成分的并存，而是指一部作品中艺术结构因作者创作意图的变化而发生的变异，这种变异既有包孕也有发展，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从人物性格发展及其与命运之间的因果关系看，从前半到后半，表现着一种发展的逻辑性，但人物形象的具体意蕴表现在两半之间是有区别的；从语言、民俗、风情、景物的描绘看，从前半到后半，表现着一种同一性或连续性，但两半之间在描绘的具体性与丰富性方面也是有所区别的；从人物相互之间的关系看，从前半到后半，表现着一定的联系与制约性，但两半之间在表现人物关系的真实性与典型性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与发展。总之，如果说前半的刻画重心是精神胜利法的表现，则后半所描绘的是一个小人物的悲惨命运，这就是两者的联系与区别。如此等等，都能引起我们注意研究其结构特点的兴趣。
二
如果比较具体一些分析形成这种结构两半之分的原因，我认为，首先，是由于意象在创作过程中的积极参与。《阿Q正传》后半结构之所以发生变化，描写的重心由性格特点的评述转为人物命运的描绘，主要便是由作者头脑中的意象思维运动所激活。其次，形成结构两半之分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作者的创作意图与文体自觉的变化与发展。作者在逐渐转变与发展自己的创作意图的同时，也转变着从写“开心话”到小说创作的文体自觉，转变着提炼素材的视角与写作手法，以描绘人物命运遭遇的情节与生活细节的真实为前提了。体现于作品后半的这种转变使阿Q这个人物获得了真实的生命，而不是仅仅作为某种精神现象的符号，尽管阿Q的确是一个在性格以至言行上都有很大的反常性的人物，但我们从他与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看，阿Q又确实是一个合乎人生命运逻辑的真实人物。
三
认识到《阿Q正传》艺术结构上的两半之分，对于解释阿Q典型，或较为圆满地解决阿Q研究中的困难，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我想至少有如下几点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一)中外古今，任何一部成功的或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思想与艺术上总是既有其独创性完善性，又有其不完整性或不圆满性。这是客观的事实，历史上有哪一部文学作品可以被认为是绝对的十全十美的呢?一般评价之所谓完美，是相对而言，是扬其长而避其短。指出这一点，当然不是否定其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创造了世界著名文学典型的《阿Q正传》也不例外。它的结构上的两半之分既是一种独特性的表现，但也仍给我们以网络上不够统一或不够和谐的感觉。
(二)作品结构的两半之分说明阿Q这个名字只是在其诞生以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作者创作意图与文体自觉的变化发展的影响，而被塑造成为典型人物形象的。在过去对阿Q的研究中，有人说阿Q是精神胜利法的寄植者，是“思想性的典型”，是精神胜利法的“共名”，自然也有人认为是一个具有很大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现实主义典型人物。我也认为这些观点既有其合理的一面，又有其不完整的一面。从作品整体的实际情况看，我认为阿Q的确是从作为体现精神胜利法的性格特征的一个人物类型而演变为一个现实主义的典型人物的。这一演变的机制，主要在于鲁迅在逐步转变他的创作意图的过程中，把阿Q形象的精神反常性置于一种社会生活发展的必然逻辑中予以观察和描绘，从而看出并表现了阿Q除了在他的精神的反常性之外的另一方面，即处在生活客观规律范围内的正常性的一面，他的本能及由此引发他的言行的合于逻辑性。这样的描绘就会获得一个“整个的阿Q”，一个具有现实主义特质的典[1] [2]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