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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号实庵，安徽省怀宁县人。他早年领导发动了五四运动，为新文化运动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曾连任中共一至五届总书记。张恨水(1895—1967)，原名张心远，祖籍安徽省潜山县。身为报人，却以小说创作闻名于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通俗小说家。他们都是社会名流：前者投身政治，成为政治舞台的风云人物；后者以文为生，成为20世纪的文坛巨擘。两人均有着一段大毁大誉的经历。
陈独秀长张恨水16岁，又同为安徽籍老乡，二人究竟有何关系？彼此之间有无影响？笔者在查阅有关资料后，试图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一问题。
一、陈独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及发动领导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对青年张恨水以深刻影响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并担任主编，他将杂志定位为《青年杂志》的目的，在于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①，以求得思想的解放。1916年9月第二卷第一号的《青年杂志》正式更名为《新青年》。1917年1月13日，陈独秀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之迁至北京，因此，陈独秀借改革北大文科、协助蔡元培开辟学术文化自由园地之机，以《新青年》为阵地，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宣传反帝爱国思想。至1919年4月底陈独秀离开北大、1919年5月4日他直接领导的五四爱国运动止，陈独秀的名字已是举国皆知。
此间张恨水正值二十至四十岁，1915年、1916年先后两次参加由李君磐主持的“文明剧团”到湖南、上海、苏州、江西等地演出②，1917年与郝耕仁一起学老残“顺淮河北上，入山东达济南，再浪迹燕赵”③ 的旅行，1918年春至1919年秋，任安徽芜湖《皖江报》总编辑，其间受“五四”运动影响，张恨水“受到了很大刺激”，“亲眼看到了许多热烈的情形”④，并在《皖江报》开辟“介绍‘五四’运动的周刊”⑤，并以芜湖人民爱国行动为素材，创作了小说《皖江潮》在《皖江报》上连载，宣传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观点，但他自幼爱好古典文学，装了一肚子词章，对于新文学界主张文学革命的主张“虽然原则赞同，究竟不无保留”⑥。于是，1919年秋天，张恨水“要到北京去”，“我为什么要到北京去”，他认为“还不失求学的机会”，“因为有几个熟人，他们都进了北大。他们进北大，并非是考取的。那是先做旁听生，做过一年旁听生，经过相当的考验，就编为正式生了。”⑦ 来到北京走上新闻道路后，终因为生活计，“决不让我有时间再去(北大)读书了。”⑧
张恨水曾说：“陈先生为皖人，是吾同乡”，“其在北大主掌文科学长期间，颇有作为”，“是乃皖中人之骄傲”⑨。从上述1915年至1919年近五年的时间内，陈独秀和张恨水的所作所为中，我们可以看出，张恨水始终把自己视为陈独秀的家乡人和“后生小子”⑩，并以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前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的同乡引以为荣。同时说明了陈独秀所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青年张恨水产生的积极影响，以至于张恨水将这种影响延续到其《似水流年》、《现代青年》等小说的创作之中，从而引发了张恨水对人生、社会更深层次的思考。
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张恨水奔赴北京，报考北京大学，希望成为一名北京大学文科注册学生的缘由。
二、张恨水对陈独秀的是非功过表示一家之言，给予实事求是评价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结束了第五次历时五年的铁窗生活，几经辗转，进入四川，晚年的他，其思想已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一是由主张打倒国民党转变为拥护国民政府领导抗日，二是由反对国共合作转变为赞成国共合作。此时，张恨水在重庆《新民报》任副刊主编，得以有机会和陈独秀接触，对陈独秀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这种了解和关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1938年初，陈独秀参加了国民参政会的竞选，但榜上无名的结局使他处于尴尬境地。张恨水没有料到陈独秀会“名落孙山”。对此，张恨水发出了“三思”：初思“事颇不然”，继思“理有固然”，再思“势所必然”，(11) 并在重庆《新民报》上发表文章，以老乡身份劝慰陈先生：“当参政而能有补于国，当参政可也，当参政而不能有补于国，抑或甚焉，则必不可当参政矣。”(12) 即使被选为参政而不能有补于国家，则断然不能就聘。举世不乏英雄豪杰，不见几个为君哀，而乃“令世人所目为鸳鸯蝴蝶派之小说匠”哀之，并借金圣叹之言曰：“吾欲痛哭矣！”(13) 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二)1938年7月初，陈独秀乘船抵达重庆，张恨水闻讯后，与张慧剑、周钦岳等报界同仁及高语罕(陈独秀挚友)登门拜访，并替其设宴洗尘。张恨水是这样描述当时情形的：他“慈祥照人，火候尽除。面青癯，微有髭，发斑白，身着一旧袍。萧然步行。后往往随一少妇丰润白皙，衣蓝衫，着革履。”“与之言，操吴语。宴会间，先生议论纵横，畅谈文艺(先坐早讳言政治思想矣)，夫人则惟倾听，不插一语。”(14)“重庆固多其故交，均若勿闻”，“世态炎凉至此”。(15) 因此，此次宴会令陈独秀非常感动。
(三)面对陈独秀的晚年境况，张恨水对之非常同情、惋惜。张恨水在重庆，陈独秀在江津，两地相距不远，当张恨水得知陈独秀健康不佳，且脾气还是那么大，尤其是看过他的一篇未发表(也无人为他发表)的文章后，便对陈独秀的境况产生同情，对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及有所不为的精神很欣赏、很敬佩。但又想到陈先生也是一位文学家，曾有“孔子与儒学”、“荀子韵表及考释”、“屈宗韵表及考释”、“中国古代有复声母说”、“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干支为字母说”等著述问世，特别在古文字学说方面有着独特见解。如果在这方面有所发挥，不是对国家乃至全人类有所贡献么？因此，张恨水以例劝慰：“孔子周游列国，无所成就，退而删诗订礼，作‘春秋’也自有他不朽之列，我们真不解陈先生何以把‘五四’以来那番精神，都用到政治上去了。作一个胡适，作一个傅斯年，作一个郭沫若，又怎么样了不起？作一个鲁迅，作一个章太炎，未尝也就有愧此生吧？”(16) 观点鲜明，言辞恳切，表达了张恨水自己的见解。
(四)对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文排斥文言文的传言，张恨水认为是误传。排斥文言文最有力者实为胡适所为，而非陈独秀。陈先生的“敬告青年”、“文学革命论”、“爱国心与自觉心”等都是用文言体所写，他对改革旧观念之社会持论甚激，他的革命理论与革命精神在当时青年心目中造成极大影响，但对文体成见则较少。(17) 而对陈独秀的文学才能的评价则坦诚率直，实话实说：“其人才气横溢，写理论文充满热情与智慧，而无文学之才。”说他与苏曼殊合译的俄国名著《惨社会》(今名《悲惨世界》)，“其文笔既庸俗，又不能表现原作之精神，其他文艺作品亦不值一读。”(18) 可谓一家之言。
(五)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与世长辞。张恨水闻此噩耗，以《陈独秀自有千秋》为题行文，刊登于1942年6月2日的《新民报》，对自己所认识的老乡盖棺定论：“陈先生为人，用不着我来说，在目前大概还是盖棺论不定。”“在学说上论，陈先生是忠诚的。虽不能说他以身殉道，可以说他以身殉学。文学暂时不值钱，而学术终有它千古不减的价值。我们敬一瓣心香，以上述一语慰陈先生在天之灵，并勉励许多孤介独特之士。”(19) 张恨水自称久居山野的逃难文人，此时此景，真有说不出的一种辛酸味。张恨水叹曰：“江津安徽同乡虽多，商人不去说他，而其他又是对陈先生害着政治病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何以至此，“知尔远来原有意，愿收吾骨葬江边！”(20)
有感于陈独秀的一生，张恨水在陈独秀逝世后的一个多月，再次撰文悼念陈先生。他再次感叹陈先生生前凄凉，死后也就寂寞；并说鲁迅先生逝世五年了，仍有许多文豪在作“我与鲁迅”之类文章，陈先生与此真有天壤之别。“当年好友隔鸿沟，总为官阶怕出头”；他声称自己不害政治病，也不怕别人说什么恭维“倒霉蛋”；他非常称赞江津名绅邓蟾秋及其侄邓燮康为陈独秀捐资理丧之举。有感于此，接连写了六首悼念陈独秀的绝句，刊于报端。其中最后一首最耐人寻味：
道德文章一笔勾，
当年好友隔鸿沟，
故人未必痴聋尽，
总为官阶怕出头。(21)
张恨水自谦为打油诗，但声明对陈老先生绝无油意，并借用林黛玉“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诗句来比喻自己的心境，实有一种悲怆之感。
一代人杰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个世界也过早的抛弃了他，享年仅63岁；25年后，一代文豪在“文革”声浪中也寂寞地永远合上了双眼，享年72岁。陈独秀与张恨水大毁大誉的经历以及他们的交往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段过去的历史，而是一种深刻的思考。
注释：
①陈独秀：《青年杂志》创刊号发刊词《敬告青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第1版，第73页。
②③④⑤⑦⑧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第110、113、29、116、29、30页。
⑥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⑨张恨水：《论陈独老》，重庆《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1938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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