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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续忆：朦胧诗时期的广东及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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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0: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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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中，新时期开始于一种半梦半醒、忧乐绞缠甚至有点诡异的氛围。一方面是邓丽君情意绵绵的婉约歌吟在亿万民众中不可遏止的潜流，一方面是朦胧诗手抄本、油印本在文学青年、大学生中的辗转阅读，铭刻了对前一个时代尚存的文化余威的抵抗经验，神秘而令人陶醉。在现今一般人的印象中，由朦胧诗引发的中国新诗潮的主要舞台在北国京城（或许加上四川、东北等地区）。网上有些回顾文字说，朦胧诗运动基本没有广东什么事，这并不确切。广东固非初始策源地，但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前半期，广东不仅有满地的港台卡式录音带，也有各高校学子的文学社团和自印诗刊（如中山大学的“红豆”，华南师大的“野花诗刊”等）。广东也是新诗潮的一个平台。即使把后来包括深圳文坛在内的发展看作是由外省移民引入的影响为主导力量，省城广州也仍有看点。
这一时期活跃于广州的诗人包括《瓶中船》的作者筱敏、从阳江闯入省城文坛的林贤治、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马莉、辛磊、陈小奇，和我一样来自华南师大中文系的司徒杰，还有胖子沈宏菲、瘦子诗评家朱子庆(马莉的中大同学，后成为其夫)等，活跃者应有数十人，他们的写作和活动，对北方袭来的朦胧诗新潮有过一番热闹的呼应。当时广州除了先锋性鲜明的《花城》杂志不时刊发有份量的诗歌外，花城出版社的诗歌编辑室也颇有动作，先后创办过《海韵》、《青年诗坛》等杂志。我已经记不得这它们谁者为先，哪个为后，只知道它们出出停停，有时改个刊名似乎是为了探索新的编辑方向再出发，实际上仍是同一个编辑室在运作，这可以看作是本地出版界感应到全国诗歌变革热潮而不甘沉寂的迹象。如果说民间诗刊是中国新诗一个重要传播渠道的话，当时除了《诗刊》《星星》和部分诗报以外，其余公开出版的专门诗刊并不算多。广东这连串出版的诗刊，就为全国热情高涨的诗爱者提供了多一个阵地。我的印象，顾城、芒克、王小妮、吕贵品、叶延滨等人都在上面发过诗作。广东诗人在上面写的自然更不少。
这段广东诗刊的历史，主事者是诗歌室的负责人罗沙，还有诗歌编辑鞠英（她自己也出版有诗集）。先后加入过这个编辑室运作的还有性情激越的林贤治和倾向于守护传统的杨光治等人。那个时期我在华南师大读本科和研究生，罗沙因其妻子在华师工作，所以家就在校园内，他有一天找到我说：你比较中庸一点（不知算是表扬还是批评），来做我们的一个“社外编辑”吧！遂经常在上下班路过我所住的学生宿舍时，顺便交给我一大包来稿要我看，由我提出初步阅评意见再交他拿回出版社处理。所以我那时就大量接触了不少一线诗稿。我看稿的感觉，当时那些已经渐有名气的诗界明星，多数情况下都没有把他们的好稿拿给这个广东的诗刊，投来的多是他们写的不怎么好、在其他报刊上可能发得不顺利的存稿，所以我也“枪毙”过不少人的稿子，甚至包括顾城这样的名家（当然“建议采用”的是多数）。这使我认识到，天才诗人们不见到下笔都是好东西，他们的光芒也是媒体参与选择和造就的结果。有时候我会想起何其芳对自己的感叹：这一生写过多少坏诗！
前一段时间，深圳杨宏海主办第二届打工文学论坛，当时有个北京编辑就说，他收到的打工文学来稿多数很差啊，怎么弄出这么大动静来？我就拿自己这段经历，说估价一种文学现象，光从一手来稿来统计并不准确，也应该从公开发表和社会反响的层面看。我们必须承认“过滤”其实是对“生成”的参与。现在各种高校编的强调历史性的当代诗选本，就是在继续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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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前面说的这番朦胧诗时代的广东诗刊经营不太成功，最终没有在全国取得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最后无疾而终。罗沙本人爱琢磨叙事诗，在诗界风云激荡中不作偏执的决断，能在各方争持中取个平衡就不错了，想走出一条新路则举步为艰。但这也使这些个广东诗刊容纳了各方声音，虽然不致一端独大，倒也爆发过几番论争，比如就如何评价广东诗人洪三泰诗作等议题，就成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争吵的标靶，演变成全国诗坛论争的“广东版”。
很多人也许不知道，“朦胧诗”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广东的发明。最初发难的是广东作协负责编《作品》诗歌的黄雨（一个被解放的“右派”，国学根基很好的先生），他撰文指责当时的诗作新潮“不足为法”，紧接着是一个经常在《羊城晚报》写评论的章明，发表了《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口气就更激愤了，这个议论搬到北京的《诗刊》上，引发轩然大波，然后才有北大谢冕、福建孙绍振、吉林徐敬亚“三个崛起”的辩护，遂使“朦胧诗”这个本来是否定性的评价概念，作为历史的标志从兹屹立。
但广东从来不是一面倒的。尽管谢冕富有沧桑感地指陈“中国诗歌的每一步改变都要以几代人的情绪激动为代价”，但广东的激动却不见得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惨烈。广东有它不计较的、随意的空间。这一时期广东除了上述诗刊外，也推出了好几个诗选集，如《中国当代青年诗选》（谢冕主编，花城版）、《朦胧诗300首》（肖野编，花城版）等，在当时也是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选本。研究新时期文学的人，或许还可以追溯到当年戴厚英《人啊人》等敏感小说，曲折地绕了一圈还是在广东面世的事件（不只这一个），可知广东得开放风气之先，其文化生活的特点不在其锋芒的鲜明锐利，而在其包容性。近年广州报业传媒的兴盛应与此传统相关吧。
九十年代初我编个人诗集《无雪的冬天》时，在一次聚会中偶遇一位四川朋友（为我写过一篇评论，后收为诗集的序言），看了我的书稿后说：“怎么你发表过的诗都比不上这些存稿，原来你们习惯过一种双重的写作生活啊？！”其实那些所谓未刊存稿还是有一些“发表”过的，只不过发表在刻蜡版油印的校园诗报上而已。但他的所谓“双重生活”，也许可以理解为上述文化生活特点中的兼容、随意、多层次和多面向吧。但是它的代价是不够偏执、迷狂和坚持，如涧水之行，随形流转，最后可能不知所往而别有去处。以八十年代的广东青年诗人为例，筱敏成为专业作家改写散文，陈小奇走上了一条歌词写作的经济成功之路，沈宏菲后来大写食经，找到了一种发挥其天才幽默的方式，马莉做了《南方周末》的编辑，司徒杰研究了一番结构主义诗学之后就兼搞房地产和研究《红楼梦》，只有林贤治和朱子庆还在他们的评论文字里延续着若干感时愤世的诗情……。纯粹属于诗的探索，到九十年代后已经转给杨克一代“移民”了。 3
深圳是个移民城市，“北方文化”影响强大，不好和广州的风貌等量齐观。徐敬亚、吕贵品等在深圳策划，然后在深圳、安徽同时推出“现代主义诗群大观”时，广州已较为平静，深圳反倒因文化人口的聚集而热闹起来。我个人在深圳就遇到了市组织部的陈衍庆、报社的关飞、深圳大学的梁云、从公司又转回学院的丘学强等人，他们都曾在当年活跃于广东内外的诗歌活动（其中梁云是春风文艺版《朦胧诗选》编者之一，这本书第一次用“朦胧诗”为一个选本正式命名）。而深大的每届学生都会涌现出一些诗迷，从他们的诗作中也可以见出朦胧诗的后续影响。印象中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初的深大学生客人、阿毛、黄河等人的“边缘诗社”较有影响（曾入选“诗群大观”），这一时期毕业的江涛（布咏涛）后来成为黄礼孩的合作者，其本人在花城出版过两本诗集，发起过南方女性诗歌运动。在世纪之交则有刘敬文、叶春标等人；现在就读的新生代谭智峰、郑开雁、赖佛花、蒲斯等也正在实验中形成自己的特色。深大无疑是深圳诗歌的一个营地。
记得八九十年代间我曾邀吕贵品到中文系我所任教的写作课上讲诗歌。在迷倒一批狂热者的同时，他的频度甚高的口头禅“他妈的”也令女学生干部皱起眉头，更有人站起来公开指点。但吕氏一本其诗人本色，回应说“这说明同学们开始注意到我的特点了”。如果暂不论“校风”问题，“他妈的”之类入诗的例子是有的，比如新时期刚开始时黄永玉的口语诗就语惊四座：“他妈的！/既不能大声地的笑/也不准大声地哭……”当然这还不同于近年被朱子庆斥为“诗歌即呕吐”的倾向。另一方面这也可见，当代引导了诗风变革的，其实并不止青年一辈。在新旧时期之交的诗歌路碑上，写《离离原上草》的公刘、写《悬崖边上的树》的曾卓，还有被重新发掘的穆旦等，都和黄永玉一样留下了破冰的履痕，不管它们是不是该叫做“朦胧诗”。在我看来，舒婷现在有些已被收入课本的“朦胧诗”，并不见得就比它们突出多少。当然舒婷多半诗篇中抒写的生命忧伤是相当清新的。上辈诗人不说，较年长的学者中感应到这种忧伤并给与郑重注意的，似乎只有李泽厚一人。他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现代思想论述中就赫然写道：这种忧伤是一个觉醒时代的感性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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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朦胧诗中北岛显然已成为最“经典”的一个。在那些雄伟的主题上，和江河、杨炼等人比起来，他远不是热烈的。确切的说，北岛的热烈绝不外在和单纯。会沸腾，但绝不会猛烈挥发。他的冷峻严酷的风格包含着怀疑、批判和存在主义色彩的绝望。生命，在他，似乎既不是什么值得炫耀和赞美的幸运，也不是什么应当抛弃和否决的负累，而是一个必须接受的处境。生活等待着终审判决（也许永远不会有这种判决），毋宁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判断过程。北岛带来了一种新的领悟。
此外，生活意象的自由变形也属北岛玩得最好。这并非说，这种变形在每一个场合都是绝对必要、恰到好处和不显得雕凿的（“吝啬的夜，给乞丐撒下星星的银币”、“姑娘们的睫毛抖落下成熟的麦粒”之类，有时使人感到诗人过分专注于在一个句子里的两个意象之间造成张力，其结果是形成诗篇中过分耀眼的光斑而略显造作；而在那些最成功的篇什中，他懂得让张力适当分布在整首诗的一群意象之间，形成一个具有内在和谐的结构。）总的看来，北岛技巧的创造性是无可怀疑的。他对变形的嗜好和对形式的“玩弄”之产生强烈的美感效果，其潜在意义是：它们执拗的表现着诗人对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格局的蔑视。那种“正常”形态对诗人来说是一种难以容忍的、庸俗的、没有生命力的规范。
最近收到汕头大学《华文文学》杂志（05年第5期），竟然出了一个“北岛研究”专辑。而北岛本人被“经典化”的同时，自己却正在“悔其少作”。近年北岛的书在大陆不断出版。在2004年海南出版社的《失败之书》里，北岛透露出他正成为用散文向下一代诉说往事的人，“其中有历史面具上一个人的泪，有权力破碎的神话及其敌人，而我们会超越这一切，延伸到国家以外的道路上”。从境内流走到海外流散，北岛的孤独身影成为文化越界者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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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诗人的“孤独”，意味复杂。记得有一年北岛们南来羊城作讲座，说万头攒动是夸张了，但成百人挤在一个小厅里的盛况却是我这个当年的大学生所记得的。印象中北岛面容瘦削，没说几句话，似乎顾城也没说什么，而且不显眼。当年说话最多的主持人、主讲人是谁我已忘了，但北岛们的书如今还在我们不少人的案头上。当下写诗的人们面对的社会境况是很不同了，“不要欺负民工和诗人”已成民间谐语。但在郑重的认知中，诗是否真值得如此轻薄，或者它本来就在活生生地“在”着?多年前听到苏芮、夏韶声合唱《车站》：“悠悠长途重重山，风急铁路冷”，当时就被“风急铁路冷”五个字震住了，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感觉？多少年后发现它仍然唱响在新一代的MP3里。好的诗（句）就是好，不管它以什么形式流传。说到歌词，我才想起被邝美云唱过的“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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