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刘绍棠头上“右派”的帽子被摘下，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次捷足先登，派了一位老编辑到刘绍棠家索取这部书稿。兴冲冲的刘绍棠拎着铁锹，与老编辑一起到院子里去挖装稿子的木匣。可惜，木匣完全朽腐，书稿成了一堆烂泥。此时的刘绍棠，真正欲哭无泪。

　　尽管损失了这部书稿，损失了几乎到手的三万五千元稿酬，刘绍棠在20岁之前收入的两万元左右的存款，仍然支持了他二十多年的生活。（鉴于“右派”身份，他几乎不能发表作品，虽然他还努力写出有数部长篇小说）由于利息连年下降，“文革”之前，利息降到了3.6%。这样一来，仅靠利息便不能维持生计，就得动用一部分本金。这样十数年下来，到1979年刘绍棠错划“右派”问题得以解决时，他银行存款还剩有两千三百多元。由此，我们能够掂出当时两万元的实际价值。

　　刘绍棠要求成为作业专家之后不久，就被打成“右派”。当了专业作家的一年多时间，他主要就写了这部《金色的运河》。由于该书并未出版，所以，刘绍棠此后几十年的生计，全靠了当专业作家之前的稿酬收入。由此推想，倘若不出现意外，刘绍棠按自己的路子走下去，他一定会潜心下来，完成他写家乡的多卷长篇小说心愿，新中国的文坛，也许会有多部更出色的作品增添彩色。历史无法假设，尽管我们想来这中间有多大的缺憾。从另一方面看，刘绍棠当时主动从北京大学退学，申请当专业作家，除去万分喜爱写作的个人兴趣，经济的丰厚收益也给了他敢于这样做的极强信心、胆气。从这个角度说，即使刘绍棠真说过“为三万元而奋斗”，也是完全可以接受和理解的。作家看重的是经济有保障后，心灵的自由，写作的自由，这一点在今天看更无可厚非。可惜这一切，却被当时极端的时风扼杀，无论心灵、精神、还有经济……

　　过去我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常常高谈什么“经济是基础”的观点，但分析问题时却往往忽略或根本不考虑这方面因素。以前我们研究文化人，多从其思想、政治境遇等方面去考虑，极少注意其经济收入状况，或几乎绝少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他的生活选择及作为走向。从刘绍棠自觉成为专业作家一事，联系其当时写作收入状况，可知他的这种选择确实与经济收入（实际以及预期收入）有密切关系。从当时以及后来的情况看，如刘绍棠这样稿费收入的，是很少的，属个案。但他的事实存在，亦为我们研究一般认为与金钱联系较少的文化人，探讨他们的思想及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一点，通过刘绍棠的稿酬收入个案，极强地突现了出来。这或许是我们关注其行为与收入关系之余应有的收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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