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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艾特马托夫!

时间:2009-8-8 16:41:00  来源:不详

钦吉斯·托列库罗维奇·艾特马托夫
  (1928-2008) 
  吉尔吉斯作家,同时用吉尔吉斯语和俄语进行创作。1952年发表短篇小说《报人久伊多》,后陆续写出多篇中短篇小说,1956进入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学习,1958年因中篇《查密莉雅》获得世界声誉。1963年因包括《查密莉雅》在内的中短篇小说集《群山和草原的故事》获列宁奖,1968年因中篇小说《别了,古里萨雷!》获苏联国家文学奖,1977年因电影剧本《白轮船》(与他人合作改编)再获国家奖,1983年因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第三次获国家奖。1990年发表的中篇《成吉思汗的白云》被作者称为“附属于长篇的中篇”,是《一日长于百年》的组成部分。艾特马托夫后期创作的三部长篇小说《断头台》(1986)、《卡桑德拉的印记》(1996)和《群山崩塌时(永远的新娘)》(2006),都赢得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艾特马托夫一生赢得许多奖项,获得各种荣誉,如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最高苏维埃代表、友谊勋章、红旗勋章等,他曾任苏联作协和影协书记处书记、苏联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负责人、总统委员会成员、《外国文学》杂志主编、吉尔吉斯作协名誉主席,晚年曾任苏联和吉尔吉斯驻欧洲多国大使。2008年6月10日,艾特马托夫因肺部疾病在德国纽伦堡去世。 

  获悉艾特马托夫去世的消息后,吉尔吉斯前总统阿卡耶夫在第一时间对记者说:“我沉痛地获悉了这一不幸,对于我们的人民、对于世界文学、对于独联体亦即苏联前各加盟共和国的人民来说,这都是一个损失。他是一位受到他们共同爱戴的作家,他最为准确地再现了后期社会主义时代以及与这一体制相关的各种幻想的暗淡前景。但是,他的文学的价值,他所塑造的那些形象的价值,却远远地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时代。因此,他的去世也就成了所有人的损失。他早期的一篇著名中篇题为《别了,古里萨雷!》。此刻,我要说上一声:‘别了,好朋友钦吉斯!’” 
  6月10日傍晚,作家钦吉斯·艾特马托夫因为肺部疾病在德国纽伦堡的一家医院里去世,享年79岁。他的死讯成了世界各大通讯社报道的新闻,也成了全世界文化人和文学读者的话题,这反过来也验证了他在当今世界文坛的地位。作为政治家的阿卡耶夫,视一位曾与他竞争总统宝座的作家为“好朋友”,我们相信他的沉痛是真诚的;而作为这位作家之读者的我们,对这位作家或许也持用“共同爱戴”的我们,更想在心底轻轻地道一声:“别了,艾特马托夫!” 
  “群山和草原的故事” 
  艾特马托夫1928年12月12日生于吉尔吉斯斯坦基洛夫州的舍克尔村。他的父亲是吉尔吉斯的政治活动家,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就加入了共产党,革命后曾任州委书记,但后来却在1937年的“大清洗”运动中被枪毙,当时钦吉斯还不满10岁;他的母亲是一家地方剧团的演员,也当过中学老师,丈夫死后,她领儿子回到舍克尔村,钦吉斯·艾特马托夫是在母亲和外婆的共同呵护下长大的。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少年艾特马托夫立即承担起成人的工作,担任过村苏维埃的秘书、税收员和联合收割机队的记工员。战争期间在后方的劳动经历,后来成了他早期文学作品的主要素材之一。战争结束后,艾特马托夫进入江布尔畜牧兽医学校,两年后又考入吉尔吉斯农学院,1953年自该院毕业后做了三年的畜牧师。在大学学习期间,艾特马托夫爱上了文学写作,经常向当地的报刊投稿,并于1952年发表了短篇小说《报人久伊多》。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陆续发表多篇中短篇小说,如《阿希姆》(1953)、《白哗哗的雨》(1954)、《对手》、《艰难的横渡》(1956)、《我们继续向前》、《夜灌》、《面对面》(1957)等,迅速成为吉尔吉斯最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之一。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被选派到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在高级文学讲习班进修两年。在高尔基文学院毕业的那一年,他写作并发表的中篇小说《查密莉雅》终于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 
  这是一篇优美的爱情故事:查密莉雅是个新娘子,丈夫去了前线,她和婆婆、小叔子(小说中的叙事主人公)等一起在后方劳动,以支援前线。中亚地区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卫国战争时期严酷的生活场景,身在前线、似乎不懂爱情的丈夫和身有伤残、精神世界却很完满的退伍士兵丹尼亚尔,家庭的责任和追求爱情的权利……作者把这些对立摆放在查密莉雅面前,让她在痛苦的抉择中体现其奔放的个性和觉醒的意识。这个如今看来有些简单的故事,在那个相对而言不注重包括爱情在内的个人幸福的年代,却引起了广大读者空前的共鸣。作品被搬上银幕和舞台,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译成几十种外文。法国作家阿拉贡亲自把《查密莉雅》译成法文,并称它为“《罗密欧和朱丽叶》之后最漂亮的爱情故事”。 
  乘《查密莉雅》走红之势,艾特马托夫又迅速推出数部中篇,如《第一位老师》、《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1961)和《骆驼眼》(1962)等。1963年,在将这几个中篇结集出版的时候,作者为它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总题——《群山和草原的故事》。这个题目其实可以用来概括艾特马托夫的整个早期创作:在对吉尔吉斯的“群山和草原”进行如画描绘的同时,他也写出了故乡人民的喜怒哀乐;独白式的叙事结构与浪漫抒情的笔触相互呼应,浓郁的异域风情与紧张的心理描写构成对比,深厚的“人情味”在一个个戏剧突转性质的细节中得到揭示和强化。这一切,构成了艾特马托夫早期创作的基本特征。就在《群山和草原的故事》出版的当年,艾特马托夫获得了列宁文艺奖。苏联政府创办列宁奖,原本是为了与诺贝尔奖一争高下的,该奖的奖金数目和影响都很大,被视为苏联文化界的最高荣誉,获得此奖的艾特马托夫才35岁,是该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从此,艾特马托夫就被视为当时苏联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了。 
“神话浪漫主义”与“生态现实主义” 
  分别创作于1966年和1970年的两部中篇小说《别了,古里萨雷!》和《白轮船》,标志着艾特马托夫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前者的主人公是历尽坎坷的退伍军人达纳巴依和与他相依为命的骏马古里萨雷,在他终于战胜官僚主义、迎回自己的爱马时,他和他的马儿都已近暮年,他只能无奈地向古里萨雷道别;后者的主人公是一位心灵纯真的小男孩,他随外公来到森林,在外公讲述的民间故事的影响下,他相信来到护林所的长角母鹿就是人类的祖先,他幻想着有朝一日能看到传说中的白轮船,然而,他的姨夫却逼外公杀死母鹿,目睹了残酷场面的孩子最终绝望地投河自杀了。这两部中篇出现了一些相近的新特征,如双线索的结构、作为主人公的动物(马和母鹿)、对吉尔吉斯民间神话原型的“借用”、主题上浓重的象征性等等。《白轮船》有个副标题,原文是“После  сказки”,中译者将其译为“故事外的故事”或“仿故事”,这样的译法都可以接受,但似乎还可以译为“后童话”或“童话之后”。我们甚至觉得,可以用“后童话”(也就是“现代寓言”)这个名称来概括艾特马托夫的整个中期创作。1968年,艾特马托夫因为《别了,古里萨雷!》获得苏联国家文学奖;1977年,他又因电影剧本《白轮船》(与他人合作改编)再获国家奖。 
  《别了,古里萨雷!》和《白轮船》虽然都引入了双重叙事的模式,但艾特马托夫结构复杂的长篇小说还是出现在《白轮船》面世的10年之后。在从1980年到2006年的20余年间,艾特马托夫共创作了四部长篇小说,即《一日长于百年》(又名《风雪小站》(1980);1990年发表的中篇《成吉思汗的白云》被作者称为“附属于长篇的中篇”(Повесть  к  роману),也被认为是这部长篇的组成部分)、《断头台》(1986)、《卡桑德拉的印记》(1996)和《群山崩塌时(永远的新娘)》(2006)。 
  《一日长于百年》有两条平行的线索:布兰内铁路会让站的老工人卡赞加普死了,在张罗着安葬他的一昼夜间,他的好友、扳道工叶吉盖深情地回忆起了与好友相关的往事;苏美两国合作进行“创造”空间计划,后由于宇航员发现了具有高度文明的林海星人而被迫中止。作者还在小说中传插进了两个民间故事:被用酷刑(将新剥下来的骆驼皮裹在人的脑袋上,逐渐干燥、收缩的骆驼皮最终会使人丧失记忆)剥夺了记忆的曼库特用弓箭射死了自己的母亲;年岁已高的歌手赖布雷因为歌唱对一位少女的爱情而遭到迫害。在小说中,现实情节和科幻情节相互呼应,民间故事和哲理思考相互观照,目的都是为了阐释“记忆就是良心”这一主题。《卡桑德拉的印记》的主人公费洛伊是一位德国士兵和一位俄罗斯姑娘在战争期间生下的孩子,他后来成了“宇宙僧人”,有了一项伟大的发现,即他通过一种特殊的光照射孕妇,能在某些孕妇的额头发现“卡桑德拉的印记”,这就证明她们怀的是“卡桑德拉胎儿”,这些胎儿预见到他们的出生可能给人类带来不幸,因而便向母亲发出了这种不愿降生的信号。费洛伊公开他的这个发现之后,却遭到各方面的打击,最后只好跳进宇宙自杀。与《一日长于百年》一样,这里依然有科幻与现实的结合,依然有对良心与记忆的阐释。 
  将艾特马托夫后期、亦即其成熟期的长篇小说当成一个整体与他之前的创作进行比照,我们或许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做出这样的解读:首先,从体裁上看,他的小说从短篇到中篇再到长篇,谋篇布局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其次,从内容上看,他从对中亚地区风土人情的描绘到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开掘再到对“宇宙”的观照,其诉诸的主题越来越抽象化,越来越哲理化;最后,从手法上看,他从浪漫的独白到对神话传说的借用再到现代寓言的建构,他的文学主旨越来越具有教谕色彩和象征意味。回溯艾特马托夫的整个创作史,笔者感觉它就像是一个从“神话浪漫主义”到“生态现实主义”的渐进过程;综观艾特马托夫的小说世界,笔者感觉它似乎就是中亚的民间神话传说、俄罗斯文学的道德感和心理主义以及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这三者的合成。 
  艾特马托夫的最后一部作品题为《群山崩塌时》。在艾特马托夫创作的首尾都出现了“群山”(горы)的形象,从“群山”的“故事”到“群山”的“崩塌”,他逐渐地从浪漫走向了严峻,从抒情走向了忧患,从歌唱走向了沉思,从具有哲理意味的象征走向了带有警世性质的生态(包括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在内)寓言。 

  墙里与墙外 
  艾特马托夫一生始终面对着两堵墙,一堵是民族文化之墙,一堵是意识形态之墙。 
  艾特马托夫是以一位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登上苏联文坛的。在以俄罗斯文学为主体、以俄语为主要表达方式的苏联文学中打拼,少数民族作家既有不便也有机遇。他们首先要突破语言的障碍,其次还要面对俄罗斯文学传统之强大的左右力;与此同时,他们也往往会成为苏联政治中的“民族政策”的受益者,为了向世界证明苏联文学的“多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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