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读过两首“绝命诗”，印象深刻，过目不忘。一首是：“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另一首是：“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前一首是抗日名将吉鸿昌临刑前用树枝在雪地上写下的就义诗，曾被收入《革命烈士诗抄》等多种诗歌选本，电影《吉鸿昌》中也有这个真实而感人的情节。这首诗多年来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能默诵者，决非仅是诗的爱者。后一首是汪精卫早年某刺清廷摄政王载沣被俘后狱中所作，曾传诵一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因了它的作者汪精卫的蜕变，多年来已很少有人提起或引用，日趋暗淡。两诗的作者均有着“鼎鼎大名”，两首诗也都写得慷慨激昂、气壮山河，却有着不同的命运，令人深思，值得玩味。

    我们不妨先简要回顾一下这两人在历史上各自做了些什么。

    吉鸿昌（1895??1934），河南扶沟县人。1913年入冯玉祥部当兵，因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从士兵擢升至军长。他为人正直，不畏权势，人称“吉大胆”。1930年9月接受蒋介石收编，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奉命“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因其厌恶内战 ，对“剿共”态度消极，1931年8月被蒋介石解除兵权，出国“考察”。期间环游欧美，发表抗日演说，寻求国际声援。 1932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按党的指示联络冯玉祥出山组织抗日武装，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购买枪械。1933年5月，与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2军军长、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北日伪军进击，连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四县，将日军驱出察境。蒋介石反诬同盟军破坏国策，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与日军夹击同盟军。吉鸿昌率部战至10月中旬，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后潜往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秘密印刷出版《民族战旗》报，宣传抗日，并准备重新组织抗日武装。1934年11月9日，在天津法租界被军统特务暗杀受伤，被逮捕并引渡到北平。敌人使出种种手段，企图让他投降。吉鸿昌宁死不屈，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成为共产党的一员，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刑前赋诗一首，流传至今。去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写了组诗《永远的丰碑》，其中有一首《吉鸿昌》：“有的人为了脑袋/丢了灵魂/而你为了祖国/丢了脑袋// 你其实就是为抗日而死啊/蒙羞的该是/那些向同胞开火的/枪口”。这首诗，正是以吉鸿昌的就义诗为依托写成的。

　　汪精卫（1883－1944），名兆铭， 字季新，“精卫”是号，想必是取“精卫填海”之古意。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出生于广东三水。1903年赴日本留学，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推翻满清王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曾任《民报》主编。1905～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期间，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革命主张，抨击清政府和改良派，影响巨大。1907年随孙中山赴南洋。1910年3月，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武昌起义后获释。1925年3月孙中山病危，汪精卫代为起草遗嘱。孙中山病逝后，汪精卫于1925年7月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927年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对日妥协。1938年12月离开重庆，发表公开投降日本书。1939年底和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任主席，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口号，破坏抗战，镇压沦陷区人民，并组织伪军配合日军向中共抗日根据地进攻。1944年11月10日，病死于日本。

     汪精卫行刺摄政王时抱着必死的决心，根本没有想到生还。他在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浩然之气，跃然纸上。 汪精卫冒死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事实击碎了关于同盟会领袖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的谎言，挽回了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在当时激起强烈反响。此行之壮烈，不亚于当年的荆轲刺秦王。尤其是那首题为《被逮口占》（又名《慷慨篇》）的绝命诗，从狱中传出后，立即被许多报纸争相转载，“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成为当时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广为传诵的佳句。

　　客观公正地说，早期的汪精卫，的确是一个思想解放、追求民主、推进共和的热血青年，也确实为革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假如汪精卫当年被俘后被清廷以惯例处死，他无疑会作为一名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而名垂史册。那首绝命诗也会与荆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续范亭的“窃恐民气摧残尽，愿将身躯易自由”、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一样光照千古。那样，中国历史上就会少一个汉奸，多一个英雄。但历史不能“假如”，清政府没有成全他的名节。在事关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政治上的幼稚、短视抑或人格上的缺失，使他做出了一个极其愚蠢而谬误的抉择，堕落为世人唾骂的头号大汉奸，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毁了自己曾经光荣的历史，也糟蹋了一首本可传世的好诗。这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有人曾经把汪诗稍作改动，成了：“曾经慷慨歌燕市，无奈从容做楚囚，恨不引刀成一快，可惜终负少年头。”还有：“曾经慷慨歌燕市，可惜最终做汉奸，未曾引刀成一快，留得骂名臭万年。”是调侃，是批评，也含着惋惜。

    近年来，有一股“翻案风”颇为热闹，为曾国藩翻案，为李鸿章翻案，为刘文彩翻案，乃至为秦桧翻案。赶此“时髦”，也有人把汪氏从故纸堆里拣了出来，为其评功摆好，详加考证其如何不好烟酒、不近女色、生活清廉、不恋权位、不搞帮派等等。还有人对汪氏的文才、口才以及书画艺术津津乐道。殊不知，对政治人物的盖棺论定，主要是看“大节”的。鲁迅说：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苍蝇再完美，终究是苍蝇。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与法西斯强盗某求合作的人，想摘掉汉奸的帽子，我看很难。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去年在邢台席殊书屋，见到过一本颇厚而精致的旧体诗词选本，书中引人注目地收入了汪精卫的那首《慷慨篇》。当时未买，现在竟连书名也记不得了。这大概是建国50多年来首次将汪诗“入典”。这也说明，虽然汪氏的“汉奸”帽子未必能摘掉，但“因人废文”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

    话说回来，如果编选一部《现代爱国诗词选》，若让我在这两首“绝命诗”中取舍，我还是毫不犹豫地选吉鸿昌那首。因为，汪氏以自身的污点，遮掩了诗的光芒；而吉诗是用鲜血与生命写成，烈士用自身的壮举，丰富了诗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