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延礼先生的三卷本专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以其独特的视角、宏伟的结构、翔实的资料、严谨的学风，表现出不同凡响的价值。因此，它的出版引起近代文学研究界普遍的关注和欢迎，是十分自然的。

    关于近代文学的宏观研究，以往由于我们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规范化要求和传统研究习惯的沿袭，大多拥挤在政治——历史研究的狭窄视点上，缺少更宽阔的视野和创新的学术意识。80年代中后期以来，历史——文化的研究方法随着新批评方法的倡导和文化学研究的深入，已为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所接受。郭延礼先生及时吸取了学术界新的研究方法，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冲撞的背景考察近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与以往近代文学的宏观研究相比，显示了独特的视角。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既有政治、经济的变化，又有文化的变化，而对于近代文学的生成来说，文化因素似乎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郭先生由此入手，把握住了近代文学变动的历史特征和深层原因。他一方面肯定了近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与近代中国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变动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深入探讨了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的不断输入对近代文学的形成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由此重新梳理了近代文学的发展脉络，评价了近代文学的性质和特征。郭先生指出:近代文学的形成，除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促动外，还在于作家一种具有近代特征的理性精神的形成。这种理性精神主要表现为对于封建社会结构及其意识形态价值的怀疑与否定，对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价值的认可与引进。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维新运动中的“吸彼欧美人之灵魂，淬我国民之志”，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德先生”、“赛先生”两大口号的提出，这种近代理性精神的不断觉醒与形成过程，正是中国近代文学由表层逐步向深层发展，直至推动中国文学实现彻底变革的过程。因此，由这种文化变动原因而形成的近代文学的性质，就不仅只是以往被人们确认的单纯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它更有着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性质，并且具有着由这一性质而构成的特征。

    郭先生特别强调，整个近代文学的发展体现了“一个大变动时代的蜕变过程”。“变”，是近代文学主要的特点。近代文学体现了近代作家鲜明的革新意识和时代意识，体现了近代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个性意识的追求和民主观念的形成，体现了近代中国人审美心理的嬗变。这一切都是由于文化结构变化的结果。从这里可以看出，自觉的文化意识和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运用，使郭先生能够更为准确而深入地把握住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特点，也使他这部著作无论是就宏观视野还是微观评价而言，都具有独特的理论风格和个人建树。

    在宏观结构上，这部著作显示了极为宽阔的视野和丰富的研究兴趣。不仅对以往近代文学研究中被作为重点的研究对象，郭先生又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力图给以新的评价，而.且有许多以往不被人们所重视的研究对象他也给予了重新发掘。这部著作涉及的文学现象有着非常广阔的内容，这是本书不同于以往同类著作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因此，在这部近代文学发展史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主潮文学发展的面目，如资产阶级启蒙文学、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文学、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可以了解到非主潮文学发展的轨迹，如桐城派古文、宋诗运动、鸳鸯蝴蝶派文学等，既可以看到构成中国文学主体的汉民族文学的成就，也可以了解到属于中国文学总体成分的各少数民族文学的风貌;既可以看到文学创作的发展过程，也可以了解到伴随文学创作一起发展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脉络。同时，出于从中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考察近代文学发展流变的目的，本书还特别着意于对翻译文学的梳理与评介，这是为一般的文学史研究者所往往忽略的。

    郭先生在评论具体作家和文学流派时，本着价值重估的原则，进行了新的评价。特别是对于过去文学史家持批判或否定态度的文学流派(如宋诗派、同光体、桐城派、鸳鸯蝴蝶派)和作家  (如金和、王闿运、陈三立、曾国藩等)身上表现得尤为鲜明。

    郭先生的这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同以往同类著作相比，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在宏观梳理文学现象、概括文学规律的基础上，特别注重从微观的角度对具体的创作现象和作品进行细致、深入的内部研究。美国文学理论批评家韦勒克说过:“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然而，奇怪的是，过去的文学史却过分地关注文学的背景，对于作品本身的分析极不重视，反而把大量的精力消耗在对环境及背景的研究上”。韦勒克所批评的这种现象同我们以往的许多文学史研究颇有近似之处。其实，文学史的研究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把文学的发展仅仅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衍生物加以看待，是一种研究思维的僵固，它只能造成文学史模式的单一化。真正从内部研究入手，探讨文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对于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尤其是近代文学史研究来说，还是一个尚待认真开发的领域。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会明白郭先生的这部著作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的重大意义。

    这部著作在作品内部研究方面的成就还表现在郭先生尤为注意从审美鉴赏的角度分析与评判文学作品，同时注意融入美学理论和专业技术理论，不流于一般的印象式的分析，不以作品思想内容的价值取代其艺术的价值。这样的作品分析令人感到有深度、有新意，超越了干巴巴的说教，还文学以丰满的血肉。如在评价徐枕亚的《玉梨魂》时，郭先生特意分析了这部被视为鸳鸯蝴蝶派领衔之作的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指出这部小说“凡叙事、对话和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大多是用这种富有弹性和表现力的文言”，“虽中间杂有骈句，但文字流畅，对仗自然，富有表现力”，描写人物的个性和情感“真实而细腻”，这样的文字既不同于有人所批评的“空泛、肉麻、无病呻吟”，也不同于一般公认的鸳鸯蝴蝶派作品的那种堆砌词藻、滥用套语、“随处牵强”、“俱失生气”的语言现象。因此，郭先生得出结论说:对鸳鸯蝴蝶派的创作也应有区别地、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不应单从既定观念出发一概而论。

    当然，作为这样一部规模宏大、涉及对象复杂而又丰富的文学史著作，本书也并非没有局限。在评价文学现象时，这部著作基本遵循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原则，不独有个人见地，而且注意征用适量史料和他人的学术研究成果说明之，持论公允且有很强的学术性，但有些观点似有值得商榷的余地。如在谈到近代中期小说创作的弱点时，郭先生认为当时的作家“未能全面地、历史地把握住时代的进步力量，未能创造出代表那个时代先进人物的成功的艺术典型，这是近代中期小说一个突出的弱点”。这里的评价显然仍带有以往文学史传统定见的因袭。但这类的白璧微瑕，并不影响这部专著总体的学术水平。

    郭延礼先生在这部书的《自序》中曾说:“不停地用‘新的眼光’探索和发现过去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中的‘新精神’，正是学术研究不断深化和提高的基点，也是文学史研究具有新生命的标念”。这既是郭先生的自勉，也是郭先生对整个近代文学研究的期望。相信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将会在郭先生这一代学者不断探索、建树的基础上取得更深入、更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