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不想花太多笔墨分析大陆先锋诗歌“内讧”的诸多原因，因为实在没想到其间竟夹缠那样多复杂因素，不用说诗歌观念在同代中的巨大差异，写作趣味的大相径庭，单是十年来的“积怨”，比如中心优势的倨傲与边缘对优势中心的不满、善意或恶意的误解、有意或无意的误读、互不买账、小圈子意识、地缘情结、自我膨胀以及功利、操作、行内权利话语争夺等等，就已经使得这场“学术”之争不幸染上某些非学术色彩。当意识形态高压及前辈诗人“阴影”存在时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尚处于萌生状态的第三代和后朦胧还精诚团结，共同对敌，而当外部压力全面消退，先锋队伍各种诗写向度始获独立，且形成多元格局时，早先隐匿的各种矛盾分歧便纷纷显露出来。诗人天性中的偏执极端，实验书写中的我行我素，加速了矛盾分歧，最终走向全面对抗，这似乎已成了轮回宿命中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
令人忧虑的是，一旦升级为鹿死谁手的“路线斗争”，即使小小笔误疏漏，亦会情绪化地一决雌雄。哪怕对方言论有着合理性的一面，作品有独到之处，也会因“不共戴天”而本能地力图置之死地。实际上，这还是两种不同诗歌美学形态的严重抵牾。在为先锋诗歌事业赴汤蹈火的表现后面，潜藏着争夺、确立——代表大陆先锋诗歌主潮的用心。
二
以欧阳江河、王家新、西川为首的“知识分子写作”，被于坚称之为“对诗歌的彻底背叛”、“诗歌变成了知识、神学、修辞学、读后感”。批判可谓十分尖锐，不留情面。
所谓知识分子写作，概括说，其本意主要是指凭借知识的特殊优势，持守批判自己的精神立场，将诗歌作为精神提升物。因为它在本质上，应该说与坚持独立、边缘的民间姿态基本没有什么矛盾。就此来说，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在大方向上不应该产生大分歧。
可以对知识分子写作有多种理解，于坚们是一种理解，不能说这种理解没有一定道理。我也有我的理解，我个人所指认诗歌中的知识分子写作，简单说主要有两个标记锁定：立场是人文的，方式是综合智性的。从本文角度考虑，由于此类写作多出入智性思维层面：诗人的主观意念、思绪、知觉、“诗想”，与客观物象多呈曲折盘缠关系，故其对90年代诗歌的一大贡献，我以为是明显促进了诗人处理复杂事物的综合能力。这可以看成是一写作向度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
在我看来，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名分”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出了什么。抛开意识形态色彩，自文本角度考量，我更乐意把知识分子写作称做学院写作，自有其特点、长处和局限。
学院写作自然派生出某些突出倾向：比如讲究高蹈、玄想、修辞，讲究矛盾悖论、曲折纠缠，讲究对西方资源汲取，讲究知识背景以及泛神学取向。同样，上述倾向不可避免留下的负面是：意象纠结过度明显的“翻译风”，修辞至上，繁芜艰涩，玄学气息。它无疑削减了一大批读者。
以于坚、韩东、伊沙为代表的“民间写作”，不依附庞然大物，坚持另类立场，鼓倡原生、本真，企图将诗歌还原为生活。从文本角度出发，我宁可视之为口语写作。第三代写作群体对当代诗坛的最大影响，十几年来我一直推举为“语感”。“语感”把生命的本能活动与几近自动的言说同构起来，成为新诗的一种重要的言说方式，即诗人经由“语感”这一“入径”，直捷呈示当下生命体验，从而有效地清除语言的文化积垢。口语诗的真切、鲜活、清明，无疑对受众亲和诗歌普及诗歌，大有裨益。
然而，口语诗写作同样面临陷阱，不经意间，诗也会变成白开水和随口唾沫。这是入选1998年度诗选的范本《大声》，全诗如下：“我们站在河边上／大声喊河边上的人／不知他听见没有／只知道他没有回头／他正从河边往远处走／远到我们再大声／远到我们再大声／他也听不见／我们在喊。”我写过10年诗，承认没有写诗才能，但类似上述口语诗，我想我一天写上几首应该没问题。现在我可以马上就会议情景，炮制一首同题《大声》：“我们坐在这里开会／主席大声喊大家安静／不知沈奇听见没有／只看见他目光闪烁／只看见他嘴唇翕动／正和旁边的人小声说话／他肯定听不见／主席在大声喊。”我觉得我也是用语感在写诗，挺真切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口语诗是不是特别容易炮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口语派写作一直坚持及物与日常性，且一路张扬到底，而学院派多留恋于“纯粹”和“文化”。90年代以降，学院派开始有所调整，以人文智力方式，吸纳“及物”和日常性。这表现在不再坚持所谓“纯粹”诗写，而是在朦胧诗的延伸航道上开始介入日常事物。不同的是，口语诗以语感为内在驱动，学院派则多以文化智性统摄，从而形成综合复杂的“知识气候”，包括文体混用、多声部争辩、散点透视、互文等等。学院写作当然不是指那种理念先行、知识集装、智力炫耀、教人头晕的玄书，而应该是现代性统摄下人文风度的诗性集结，多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切入当下语境。由于中国新诗资源短缺，学院派起步时，便投入外国大师怀抱，那是有原可谅的，但不能把西方资源当做惟一资源，忽略本土历史情怀和当下关怀，过于专注语言迷宫游戏，从语词到逻辑，满口变种的洋腔洋调。一部分人侧重西方资源开发并非坏事，坏是坏在回不来，长期形成“翻译体”写作气味和心性，一旦这种写作弱化为经院写作、书斋写作，“靠阅读写作”而恶性循环起来，很容易变成浓厚匠气包围下的精神造作。
故学院写作很有必要警惕哪怕出自下意识、潜意识中的技术主义和“精神手淫”，不能在孤傲地拒绝商品文化、世俗文化的同时，也把一大批读者拒在“高雅”圈外。目前，现代诗已成了各文类中最内化、最不易接近的艺术，倘若一再加剧这种玄乎趋势，诗势必愈来愈走向奥涩。
就我本人而言，一向反对在诗歌中依靠知识，知识只能作为潜在写作背景。知识只有天然地转化为生命有机体，才具有诗性的资源价值。诗歌不能承载知识，只能远离知识。知识败坏诗的胃口，尤其充塞过量神话／原型、文化／符码的东西，肯定要窒息诗歌的生气。而倡导知识分子立场、倡导学院写作向度，是不能与倡导知识简单划上等号的。就诗之标准而言，知识分子写作或学院写作，应该导向智慧的写作，方为上乘。
我欣赏的口语诗，则应该是本真、原创、鲜活、充溢生气，读来十分舒畅的。但是许多口语诗夹带不少非诗成分，过分随意，缺少打磨，粗鄙得理直气壮。
这里要命的界限在于：口语写作稍一闪失，就变成唾沫写作、口水写作。一味沉溺于鸡零狗碎，无视必要的筛滤；放纵、自恋，把所有舌下分泌物都当成宝贝，造成“即写即是”的“自动效果”，等同于流水账、提货单。表面看来十分容易操作，拥有较多读者，其实是在走语言钢丝。
诗歌是以最精粹的言语抵达人心事物的。诗歌不应放弃那些基本的、永恒性的东西。或许对神性、神音、神迹的谛听被指斥为乌托邦，但在事物的缝隙与褶皱间，有什么理由一再放逐起码的诗意?过于自然主义的原生、还原，过于琐屑的“低就”，缺乏必要的控制和敬畏之心，人类经过多年苦心确证的“高蹈”精神形式，难道就这样在随意挥霍中付之东流吗?
三
平心而论，口语写作有其优秀代表，学院写作也有其优秀代表，两种写作向度有没有必要一争高下?我一向坚持，双方都无法互相取代。回想美国现代诗史上的学院派与非学院派之争，争来争去，此消彼长，谁压倒谁?你能说艾略特所代表的“荒原”，后来就一定败给威廉斯的“田园”；或者黑山派、垮掉派的“自白”，就一定取代博学的詹姆士·梅利尔们?学院写作倚重人文智性，口语写作推崇语感与当下结合，双方都会产生自己的精品和劣作。科学的做法只能是在具体文本上做出臧否。而笼统地在向度上进行褒贬，实非明智。死揪对方弊端，极尽刻薄尖酸，一心置死地而后快，亦非学理之举。为什么我们非要强化两种写作向度势不两立，而不能做一做“各种经验和事物之间的阴阳互补”?
口语写作顺应整个时代的欲望潮流，适从平民意识市民心态，追求世俗关怀，自有其合理的历史趋势；学院写作，睥睨当下世俗，追求精英式人文关怀，留守残缺的文明碎片，早有一番高蹈理念。前者追求原生、感性、当下活力以及对谱系规范的全面解构，后者则侧重智性、外来资源、经验技艺、秩序及综合过程中的精进。每一种写作向度都有理由维护各自的侧重面，强化推行各自的侧重面，这在艺术探索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既没有理由用两种写作形态去涵盖整个先锋诗界，更没有理由以一方置换另一方。
况且，学院写作与口语写作，也并不意味着双方相互渗透的不可能。在某种界面，可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做若干转换。这让我再次回想起美国现代诗史，曾经是“学院事物”的头号克星斯伯格，50岁时竟在某种程度“变成了一种新的学院的一部分”，而身为黑山学院院长的奥尔森本人，却成了坚定的反学院诗人。即便在同一人身上，也可能出现截然对立诗风的“苟合”，比如罗伯特·罗厄尔，其转型之际，变成了“精致学院”与“开放自白”诗风的交汇点。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诗风，犹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往往是：直白太盛而朦胧风起，精致过头而粗鄙问世，滥情盛行而智性凸显，综[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