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调元是继司马相如、扬雄、苏东坡、杨升庵之后又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巴蜀文化巨人。由于明清之际的战乱兵燹，使发达开明的蜀地经济文化遭受重创而元气大伤，清代四川生民凋蔽，文气衰落，陷入封闭状态，川内文人难以集聚以往朝代的那种群体阵容和优势，盆地意识始渐形成。“一门四进士、弟兄三翰林”的李调元作为诗人、文学家、戏剧理论家、蜀学大师的历史地位和人文价值，皆未能获得应有的公允评价。关于李调元的学术研究尚处在初浅的萌动阶段。李调元的谐对趣事传说往往张冠李戴，年代和人物关系絮缠不清，给李调元学术研究罩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
李调元的研究和推介当从新提上议事日程。去年暮秋，德阳市市志审评会期间，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李绍明研究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导胡昭曦教授、省历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省中华学会副会长谭继和先生，同笔者提出拟筹措成立四川李调元研究会的动议。藉此谨将去李调元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罗列其后，以乞正于方家。
一、关于李调元生平与功名
1、李调元生于清雍正十二年甲寅年十二月初五（公元1734年12月29日），历经雍、乾、嘉三朝（包括乾隆60载全朝），卒于嘉庆七年壬戌年十二月二十一（公元1803年1月14日），享年六十九岁。有些史稿和论文把李调元的生卒年介绍得很零乱，甚至有“卒于乾隆年间”之误说。关于享年，有说六十八岁者，是因未弄清其卒月正是阴、阳历年关交替，按阴历推算其卒年似在第六十八年，但按阳历计算就应为六十九岁。包括《辞海》1979年修订本在内误记或付阙者，皆因未读过同治四年（公元1865）《续修罗江县志》卷二十四《李雨村先生年谱》。
李调元一生可分为求仕（二十八岁以前，1734-1761）、入仕（二十八到五十二岁，1761辛巳-1785乙巳）和致仕而归隐（1785乙巳-1803嘉庆壬戌）三个时期。
李氏“叔侄一门四进士、弟兄两院三翰林”，是指李调元父亲李化楠、李调元、李调元堂弟（调元三叔化樟子嗣）李鼎元、李骥元。李化楠不仅是绵州李氏科举入仕第一人，也是罗江县自清初以来第一位进士。李化楠生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卒于乾隆三十三年除夕（时为年岁交替阳历已进入1769年），享年五十六岁，历经康、雍、乾三朝。李化楠于乾隆辛酉（1741）中举，乾隆壬戌（1742）中进士。曾职官浙江余姚、秀水、平湖县令和沧州司马、涿州牧、霸冀两州牧、宣化同知、顺天府同知兼密云县令，被乾隆皇帝誉为“强项令”，一生在东越和畿辅之地。李化楠任职浙省，为李调元少年游学江南与人生追求和知识结构的形成创造了重要条件。李调元无论乡试会试，皆“三考两不中”，缘其生性诗情横溢，诗有别才，对八股文少有兴趣，后中会试第二名、进士二甲第十一名，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出任广东学政，后官至直隶通永兵备道正四品。李鼎元，字墨庄，入会试，殿试中三甲第一名，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后副使琉球国官至正一品。李骥元，号凫塘，殿试入二甲，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充山东副主考。“一门”指李氏一家；“两院”，指调元和骥元皆任过主考或副主考，“院”即考试院。“四进士”，化楠、调元、鼎元、骥元皆中进士。“三翰林”。调元、鼎元、骥元皆入翰林修业三年，分别授翰林院编修或检讨，为国家最高学府研究机构毕业并从事研究工作，相当于现代的博士和博士后甚至人文院士。并且很巧的是，李氏一门四进士，得第中榜皆在二十九岁。民间李调元“中榜眼”之说纯属讹传。李调元著《梓里旧闻》（即嘉庆版《罗江县志》）和《童山自记》等书中记述得非常清楚，民间传闻和基层研究却莫衷一是。
二、关于李调元《涵海》文本
《涵海》是集巴蜀文化之大成的学术总构和百科全书，涉猎文学、史学、民俗、谣谚、戏剧、艺术、音韵、训诂、金石、书法、绘画、编辑、农学、美食、庖厨等等诸多方面。
《涵海》共有六种版本：壬寅本（20函）、甲辰本（24函）、乾末本（40函）、嘉庆本、道光本和光绪本。初刻本凡20函、收书142种、134册，刻成于壬寅（1782）年，卷首有李调元自撰《涵海总序》，作于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为何只有20函，是因李调元含冤被捕，刻版工头向李夫人索要工钱未果而砍烧版片以致“散片零落”，幸被同乡同年四川南部人陈琮（时任直隶永定河道员、后成为李调元亲家）及时送钱救助，方使版片幸免于难。初刻本在国内殊难见到，鲜为人知，只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原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旅美文化学者邓长风先生于1992年3月在美读到《涵海》初刻本和《童山诗集》42卷、《童山文集》20卷，还有《全五代诗》。《涵海》刻成之后直至李调元故世前，正是美国独立战争、华盛顿开国时期。
《涵海》是补《四库全书》之遗珠之憾、倡蜀学为显学之大作。巴蜀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是因为自“昆仑文化”东移南徙始，四川盆地巴山蜀水便成为中华移民文化不断流入而积存的“文化洼地”。不断的移民文化积淀，使巴蜀文化异彩纷呈，甚而成为中华文化的某种缩影，以其神秘性著称于世。巴蜀文化的陶冶，使古代四川文化卓具开放性，直至明末清初才堕入封闭。巴蜀文化的孕育，使四川从古到今三、五百年就出现一位甚至几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李调元正是在巴蜀文化由开放而封闭、由繁盛而凋蔽的痛苦中，历经千辛万难而铸成《涵海》巨制。李调元也正是在博大精深的巴文化大背下成长的文化巨人和蜀学大师。
三、关于李调元的交游和文化地位
李调元从十六、七岁就随父而游学江南，礼拜乾隆皇帝尊为“九老”其二的一代宿儒钱陈群、沈德潜为师，青年时与同科探花赵翼、文坛泰斗袁枚、大学士纪晓岚、桐城大儒姚鼐、戏剧家蒋仕铨以及陈琮、毕秋帆、祝德麟、王梦楼等过从唱和，中年时与朝鲜驻华使节徐浩修等成了好友，老年返乡又与道长刘虚静、川剧名伶魏长生等是知交，而且一生直至临终前都保持同袁枚、赵翼的通信联系。晚年“虽在林泉不在家，一年强半客烟霞”。袁枚评价李调元“正想其人如白玉，高吟大作似黄钟”。赵翼的《瓯北集》里将李调元晚年诸多著述、起居细节和万卷楼被焚都记述得十分清楚，赞誉有加，同情有加，还在《李雨村挽诗》中对李调元的故逝深表哀悼。李调元有《答姚姬传同年书》、《答祝芷塘同年书》、《与董蔗林同年书》等收入《童山文集》，与姚鼐、祝德麟、董诰等友人放谈政治观点，十分坦诚，情份无间。
李调元与同时代学者相比，其包罗万象的渊博才学令学界倾慕。但，而今高校古典文学史和古典文学作品选集几乎皆不提李调元，李调元的文与名，似乎 随万卷楼被焚毁而云散。这不能不说是文化、文坛、学苑之憾事。李调元穷其毕生的创作与研究成果有待深入发掘，其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地位应当从新估价和评断。李调元著述奠立了近古蜀学的里程碑。李调元的创作和研究，亦并非仅仅是巴蜀地方性的，而之于全国文史学术界都有着广泛的意义。他一生中一大半时间生活在江南和京畿之地，其创作路向和学术思想广受各地地域文化濡染。李调元的成就至少可以和同时代名声如雷贯耳的姚鼐、袁枚、赵翼等相提并论。
比李调元稍晚的张船山，名气似在李之上，实则仅是诗才略胜于李，虽二十多岁的张船山甚得八十多岁的袁枚的爱惜和奖掖，然“诗有别才，无关学也”，李调元的整体文化成就远远超越于张船山。
四、关于李调元的研究现状
李调元研究现状堪忧。
李调元家乡基层研究常把附会传说当历史，每把人物关系、年代的穿凿误导，或停留于浅表层皮毛之争，如绵阳市属安县和德阳市属罗江县争李调元的籍贯之类，实际上李调元是“绵州罗江人”早有定论，只不过李调无所葬坟地在安县宝林乡1958年以前一直属罗江县辖，罗江与德阳合署时将宝林乡划属安县而已。李调元不仅属于某个小区域，他属于四川，属于全国，因了他毕生研究的是巴蜀文化和中华文化，且有很高的建树。
难能可贵的是，前不久德阳市志办校注刊印了李调元的《梓里旧闻》，罗江县也刊印了李调元的《童山自记》，虽有些小的疏漏和谬处，毕竟瑕不掩瑜，为“李学”的弘扬做了铺垫工作。
目前对李调元的研究，就学术眼光和水准而言，四川不如北京、上海，国内不及国外。
四川专家学者倡议筹建李调元研究会，必将推促“李学”和蜀学研究的进程，并引发重视本土文化之风尚，重塑本土文化之地位，探掘本土文化之宝藏。
[参考文献：李调元《涵海》、《梓里旧闻》、《童山自记》，清同治《罗江县志》，邓长风《美国国会图书馆读书札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