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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仲则与清中叶考据学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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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1: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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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鱼门编修斋头作》、《王述庵先生招集蒲褐山房观刘贯道兰亭修禊图作歌》、《集吴香亭太常斋，见所藏孙雪居、董香光书画合册作歌》、《蒋心余先生斋头观范巨卿碑额拓本》、《冬夜饮程鱼门编修斋，观耶律文正公像》、《题翁覃溪所藏宋椠施注苏诗原本》、《未谷以汉瓦并天下文拓本属题》等古体长诗数十篇，大都是鉴古品画之作，考据为诗，多发议论，近于翁方纲诸子之诗，不必自写性灵，无“寒苦语”，而有“注虫鱼”之味，不仅与观潮、太白墓诸作颇异，也与黄山咏史诗差异分明。黄仲则与都门社朋唱和，以学为诗，又精于鉴古、书法，受到翁方纲等人赞赏。也就是说，黄仲则不仅以“逸气”、“深情”为时人推重，也以博学多识受到博雅君子的器重。按照黄仲则的想法，北游是由于诗中缺少幽并之气，然始料不及的是两当轩诗同时增添了浓重的考据色彩，以学为诗成为黄仲则北游之诗的一大特征。 二、在朴学与文学之间的矛盾抉择
朴学大兴，士风靡然从之，问学俨然为“正途”，诗文渐沦为“小道”的境地。考据风气日盛的氛围里，黄仲则的精神世界存在着很深的矛盾，这种矛盾源自他在诗歌与经术之间的艰难抉择。
乾隆四十三年，黄仲则悼亡友李文藻，《挽李南涧》云：“吾道频年气死灰，海阳新冢亦成堆（谓戴东原）。”这首诗很值得注意。李文藻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累迁桂林同知。穷经博古，著《诸城金石略》、《南涧文集》、《岭南诗集》。戴东原，即戴震，休宁举人，入四库馆，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月卒。以通经被推为大家，开皖学一派。黄仲则与戴震的交往未见载记，从此诗来看，二人是有交往的，“吾道”云云，似乎意味着黄仲则以“学人”自居了。
黄仲则一度想抛开“并力作诗人”的追求，埋首考据。这种想法很快就遭到袁枚的反对。袁枚极力维护“小道”的尊严与独立，《随园诗话》卷二云：“近今风气，有不可解者：士人略知写字，便究心于《说文》、《凡将》，而束欧、褚、钟、王于高阁；略知作文，便致力于康成、颖达，而不识欧、苏、韩、柳为何人。间有习字作诗者，诗必读苏，字必学米，侈然自足，而不知考究诗与字之源流。皆因郑、马之学多糟粕、省费精神，苏、米之笔多放纵，可免拘束故也。”(20)袁枚赞赏黄仲则才情，当得知他亦欲束诗高阁，从事考据时，《再答黄生》批评说：“近日海内考据之学，如云而起。足下弃平日之诗文，而从事于此，其果中心所好之耶？抑亦为习气所移，震于博雅之名，而急急焉欲冒居之也？足下之意以为己之诗文业已足矣，词章之学不过尔尔，无可用力，故舍而之他？不知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天下无易事，只怕粗心人。诗文非易事也，一字之未协，一句之未工，往往才子文人穷老尽气而不能释然于怀。亦惟深造者，方能知其症结。子之对文未造古人境界，而半途弃之，岂不可惜？且考据之功，非书不可，子贫士也，势不能购尽天下之书，倘有所得，必为辽东之豕，纵有一瓻之借，所谓贩鼠卖蛙，难以成家者也。”(21)黄仲则寄书，今已不存，但可以推测信中大抵流露了致力考据的想法。袁枚之外，吴中七子之一的杨芳灿也是一位不赞同者，在《与黄仲则书》中说：“古人遗集，奚翅百数，谈六艺，说五经，陈言累累，盈缃溢缥，后人视之，惛然欲睡，以塞鼠穴，供蠹粮矣。向亦镂心刻骨，求其可传，乃今如是。悲夫!词赋小道，然非殚毕生之力，不能工也，而好高者，往往失之。子建既小辨破言，子云复老不晓事，强思画虎，故薄雕虫，愿足下勿为所误，幸甚!”(22)无疑，袁、杨竭力劝说毋以诗文为小道而弃之，对黄仲则的人生道路抉择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黄仲则友人孙星衍亦弃诗文而专事经学，袁枚苦心劝说，孙星衍态度十分坚决，《答袁简斋前辈书》云：“阁下有为而言，闻者不察，或阻其进学之志，亦不得不献疑于左右也。”(23)《游随园赠袁太史》又调侃云：“我觉千秋难第一，避公才笔去研经。”(24)黄仲则回归“小道”，终未像星衍那样精于研经，成为一代名家。
关于黄仲则的学术追求，左辅《黄仲则墓表》、洪亮吉、王昶所撰《墓志铭》俱未述及。基于以上分析，可知他向慕考据学，欲以经术代替诗文，在稽古通经上有所建树。当然，研经还包括了逃避人生的想法，贫寒带来沉重的负担，促使他别觅心灵的庇护所。然而，也正是贫寒使他在诗歌、经术“两不成”的矛盾中徘徊，最后归于诗人一途。问学之途大开，士人放弃沉潜学问，是十分困难的。黄仲则研经的热情逐渐冷却下来，“词章虽小道，精妙本天事”(25)似乎也是一种安慰。他临逝前三年诗，凄凉哀楚，尽管仍以学入诗，但“注虫鱼”之味已经淡化。从“并力作诗人”，到以学为诗，专意“注虫鱼”，再到诗多“寒苦语”，黄仲则似乎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事实上却非如此简单。
三、考据学风影响下的诗歌创作
清中叶诗坛的喧闹，终不能掩饰这是一个诗人没落的时代。黄仲则“哀猿叫月”、“独雁啼霜”之调，(26)乃时代使之然。他擅长哀笔写乐景，引类善喻，寓兴深微，工于写实议论，为世人所称道，然在考据风气影响下以学入诗，融性情、学问为一，却未能引起较多的关注。
举例以观。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在翁方纲京邸，桂馥以旧藏宋铸“山谷诗孙”铜印相赠，黄仲则狂喜之际赋诗纪之，翁方纲、吴锡麒皆有诗纪赠印事，闵正斋画《传印图》，赵渭川题诗。黄仲则《桂未谷明经以旧藏山谷诗孙铜印见赠》有云：“我友曲阜冬卉子，六书摹印真吾师。铸金同用范沙法，颠倒斯籀同儿嬉。柳间锻灶每相过，箧中字书随所携。脱囊赠我一铜印，精绝审是泼蜡为。朱文字减土数一，仿佛西江派中人所遗。不然即是吾家子耕绍谷辈，云山谷孙系以诗。鸾翔虬结一入手，我欲拜赐心然疑。我祖诗可祖天下，凡能诗者宜当之。若资华胄便窃据，不患造物嗔吾私。虽然一语敢相质，斯道不绝危累棋。”吴锡麒《桂未谷以所藏山谷诗孙印赠黄仲则，属余为诗记之》有云：“未谷得之不自有，却付公家后人手。后人诗好继前人，如向苏门见黄九。西江妙语谁讨论，心香一瓣今犹存。公于此派为鼻祖，后起毋乃皆儿孙。渊源况复同一线，岂谓工诗例贫贱。梦中彩笔倘能传，但作诗孙吾亦羡。”(27)翁方纲《未谷得宋铸铜章曰山谷诗孙以赠仲则，诸公同赋》有云：“六书益友冬卉子，一札囊封昨频讯。只须黄子诗先就，不患瑶华笔难润。此微玉父支派系，善权如何分余闰。淳祐袁州太守贤，咸淳绍谷家风振。敢问黄子奚所安，勿俾此印名空徇。豫章千年拔地起，任史三注登峰峻。松风梦断笙歌来，石牛洞响雷霆震。”(28)三诗以吴锡麒所作最佳，黄仲则与翁方纲不分伯仲，其以学为诗可见一斑。
在考据学影响下，黄仲则诗歌形成以下几方面的特色：
一是厚重质实与才情卓绝并有。黄仲则一度以学为诗，风格质实，然而终有“注虫鱼”之嫌，厚重有余，诗味不足，融才情、学问合一之诗则兼具厚质、诗情。《圈虎行》被孙星衍称作“七古绝技”，写戏虎表演，无意不搜，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趋媚俗状，寄意深微。《献县汪丞坐中观技》、《元夜独登天桥酒楼醉歌》妙笔生花，措意亦深。《慈光寺前明郑贵妃赐袈裟歌》、《余忠宣祠》一唱三叹，平中见奇。这类诗与前期所作相比，更为遒劲、深沉。如果说前期诗以才情驭气，跌宕自放，后期诗则是沉着酣畅，非厚积学力不能为也。
二是用典使事点铁成金。乾嘉诗人，无论肌理派，还是性灵派，都喜爱用典使事，尤其是肌理派，以学为诗，用典极繁，使事生僻，每自加注脚，食而不化，以致獭祭之讥。黄仲则大量用典使事，乃入朱筠幕府后之事，也存在不能尽化的弊端。但总体以观，能变化自然，“亦用书卷，而不欲炫博贪多，如贾人之陈货物”。(29)如《痴儿》绝句云：“索栗怜通子，牵窗厌衮师。天心憎早慧，不敢怨儿痴。”前两句典出陶渊明《责子》，后两句典出李商隐《骄儿诗》，慨叹才士多蹇，抒写人生忧患识字始的愤世之情，化典自然工妙。《张鹤柴招集赋得寒夜四声》咏卖声云：“负担尔何物，凄声绝可怜。正逢说饼客，坐忆卖饧天。嘂夜疑宵警，胪名恼醉眠。《渭城》休更唱，不值一文钱。”抒写沉至之思，使事不见斧凿痕迹，得冷隽之趣。黄仲则用典之妙，与苏、黄相近，由于博学多才，熟于先秦诸子，及汉魏、晋唐诸史，故随所遇辄有典故供其援引，又能化板重为清新，给考据为诗的诗坛吹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
三是用字尖新寒硬。黄仲则诗主性情，不以雕琢饰句为能事，但并不意味着不重用字。刘大观《书黄仲则诗后》云：“《悔存》八卷十万字，字字经营出苦思。”(30)如《山房夜雨》：“山鬼带雨啼，饥鼯背灯立。推窗见孤竹，如人向我揖。静听千岩松，风声苦于泣。”动词使用十分醒目，“啼”、“立”、“揖”、“立”写照江湖寒士的落拓人生，诗笔甚妙。黄仲则十分钟爱一个“立”字，如《别意》：“别无相赠言，沉吟背灯立。”《暮归北山下，丛木颓垣，未知何人祠也，苍凉独步，悄然成诗》：“欲读不能审，悄立回风吹。”《癸巳除夕偶成》其一：“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元夜独登天桥酒楼醉歌》：“只愁高处难久立，乘风我亦归去来。”“立”字，是飘零江湖，无可置身的象征，又是独怀独往，渊衷静止的精神写照，也是士人失路的长歌当哭。大抵说来，黄仲则用字意取新警，境臻寒瘦，咀如橄榄，别有风味。
考据学风盛行，乾嘉之诗大都打上了以学入诗的烙印。袁枚反对以考据为诗，但《续诗品》仍肯定地说不学无以为诗。赵翼不赞同以训诂为诗，但所作往往济之以学。“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本非不相联系的壁垒。黄仲则诗深受考据学的沾薰，概莫能外。万黍维盛赞其为“诗人之诗”，自具道理，仍不可否认其创作了大量以学为诗的作品，甚至一度欲弃诗文而专力于经术训诂。如果将黄仲则、赵翼、张问陶昌言性灵之诗与明代公安、竟陵派诗作一比较，更可清晰地看到考据学风的时代烙痕是何等鲜明了。朴学对黄仲则的诗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此，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存在着诗歌取向和风格艺术的显著差异，但又相倚相生，交叉并存。朴学兴盛，诗人大都重问学，以学入诗，促成独特的时代诗歌风气，与唐宋、元明诗相比，尤为突出。笔者无意说黄仲则诗就是“学人之诗”，也无意为其“诗人之诗”贴上一个不纯的标签。从学术研究角度区分“学人之诗”和“诗人之诗”，不失为一种手段和评价标准，但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定义区分，争短较长，则是没有太多意义的。诗原本性情，才华、学识辅之。纯以才华为诗，不免空疏，纯以学问为诗，不免枯燥。黄仲则未脱离时代而成为一个纯粹表现才情的诗人，他很好地融性情与学问为一，力求创新，故能领一代风骚，远胜于时人纯以学为诗，以训诂为诗。
经术与文学存在着互动的关系，其间冲突也十分明显。考据风气日炽，诗人纷纷改弦易辙，以诗文为“小道”，甚至摒弃不顾。黄仲则友人孙星衍、汪中俱是如此。同时，袁枚、赵怀玉、万黍维力护“小道”。怀玉肆力诗文，弃经术。汪中《与赵味辛书》批评道：“比闻足下将肆力于文章……足下颇心折于某氏，某氏之才诚美矣，然不通经术，不知六书，不能别书之正伪，不根持论，不辨文章流别，是俗学小说而已矣，不可效也!足下之年亦长矣，过此则心力日退，不可苟也。”(31)这里所说的某氏，盖指袁枚。在经术与文学的矛盾冲突中，朴学来势甚烈，轻视文辞之论应运而生，黄仲则的诗心变化即是这一特殊学术风尚的产物。
如何评价黄仲则深情苦语之诗，已无须赘谈，但有必要指出其以学为诗受到翁方纲等人很高的评价，却遭到后世的忽视。忽视，实际上也是对其价值的否认。我们当作怎样的评价呢？客观地说，应该肯定其独特的艺术与价值，而诗坛也不应缺少这一格。
①③④⑩(14)(22)(27)(28)(30)黄葆树等编《黄仲则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页，第162页，第91页，第183页，第169页，第139页，第153—154页，第120页，第152页。
②⑧(29)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初编卷三九《黄景仁征略》，中山大学出版社20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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