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作者还别具匠心地运用一些小道具来勾连故事，使情节奇巧多变。如《初刻》卷二十七《顾阿秀喜舍檀那物》，写崔俊臣携妻赴任永嘉县尉，途中遭水贼顾阿秀劫害，自己被抛入河中，妻子王氏则落入贼手。中秋之夜，王氏乘机逃脱，入一尼庵，削发为尼。一次，顾阿秀到庵中施舍一幅芙蓉画，王氏认出是丈夫手笔，便题词于画，隐诉身世。后来，该画被人买去，送给了高御史，碰巧又被流落在高家做塾师的崔俊臣发现，于是冤情得以剖白，凶手遭擒，夫妻团圆。故事情节可谓峰回路转，层折生奇，引人入胜。《二刻》卷一《进香客莽看金刚经》中的“金刚经”、卷三《权学士权认远乡姑》中的紫钿盒盖子、卷三十六《王渔翁舍镜崇三宝》中的古镜等，也都是借用一件小道具来生发、勾连、绾合故事，致使情节曲折奇巧，充满戏剧性和趣味性的。

    　　再次，从叙述方式上看，作者有时还有意通过叙述视角的变换、限知视角的采用或叙述顺序的颠倒等，来增强叙事的吸引力，以求取得“拍案惊奇”的效果。例如《二刻》卷五《襄敏公元宵失子》，写襄敏公儿子被拐骗，就分别从仆人、孩子、拐子三个角度来复述同一件事，把一个简单的故事写得曲折新奇、摇曳多姿。《初刻》卷十八《丹客半黍九还》则写一个富翁因好丹术而上当受骗的故事。如果仅着眼于交代故事情节，则只须叙述丹客怎样设计骗人就够了；可为了保持故事的神秘性，勾起读者的好奇心，作者却有意从富翁一方叙起，通过富翁的见闻感受来展开故事。小说写富翁偶遇一阔人带着美妾在西湖上花天酒地，不禁动了艳羡之心。经过打听，得知该阔人居然能点铅成金，于是他便将阔人邀至家中，待为上宾，并拿出两千两银子供其烧炼。忽一日，阔人得知老母去世，急忙丢下小妾，赶回家去。富翁则乘机与其小妾在丹房偷情。十天后，阔人回来，打开丹炉，大吃一惊，断言有人在此做了交感污秽之事，导致丹银变成了糟粕。其妾被责打不过，只得招认了偷情之事。阔人不依不饶，富翁只好再拿出五百两银子来赎罪。自此以后，富翁又数次上当，以致流落异乡，无钱归家。一日，他看到船上有个美人活像那个阔人的小妾，正感疑惑，不料她竟主动差人把富翁叫去，说自己原是妓女，当日是与阔人一起设局，特意来骗他的，并赠给富翁三两银子，告诫他：“此后遇见丹客，万万勿可听信。”富翁至此方才如梦初醒。整个故事写得扑朔迷离，悬念丛生，颇富有奇趣。这显然得力于限知叙事策略的巧妙运用。其他如《二刻》卷八《沈将仕三千买笑钱》、卷十四《赵县君乔送黄柑》等，也都善于利用限知叙事来制造奇趣动人的效果。而《初刻》卷十一《恶船家计赚假尸银》，还有意将原素材《湖州姜客》（见《夷坚志补》卷五）的顺序改为倒叙。《湖州姜客》叙卖姜小贩与王生争执，被殴几死。王生惧，待其复苏，礼送之。小贩与船家道及此事，船家遂生心骗得小贩东西，谎称小贩已死，敲诈王生。而《恶船家计赚假尸银》则略去了小贩与船家相遇一段，直接叙述船家前来敲诈，直到小贩最后再次经商过此，才将事件真相揭出。这样叙述，就使该故事读起来诡奇难测、引人入胜。

    　　总之，无论是从题材选择上，还是从情节构思以及叙述方式上，凌濛初都力求增加故事的奇谲色彩、刺激力量，诚可谓事奇、人奇、遇奇、文亦奇，基本实现了使人“拍案惊奇”的创作意图，取得了“新听睹、佐谈谐”的美学效果。

             三

    　　如前所述，凌濛初这种刻意求“奇”的创作精神，是与古代小说尤其是话本小说以奇动人的创作传统一脉相承的。作为“二拍”之主要取材对象的文人笔记如《夷坚志》、《剪灯新话》等，即以搜奇辑异、新人耳目为旨趣。《夷坚志》编撰者洪迈即“好奇尚异”，其书广摭神仙鬼怪、异闻杂录及逸闻轶事，故他不无自豪地称：“天下之怪怪奇奇尽萃于是矣！”⑺《剪灯新话》的编撰者瞿佑，也称其书所辑之事“皆可喜可悲、可惊可怪者”⑻；而作为“二拍”之追摹对象的宋元话本等，则更喜欢以故事的奇幻怪异等来招徕听众，因为“说书家是惟恐其故事之不离奇，不激昂的：若一落于平庸，便不会耸动顾客的听闻。所以他们最喜欢取用奇异不测的故事，惊骇可喜的传说，且更故以危辞峻语来增高描叙的趣味”⑼。

    　　不过，即使同样是求“奇”，“二拍”与文人笔记、宋元话本还是各异其趣的，因为后者求“奇”，主意在娱心；而“二拍”求“奇”，则旨归于劝惩。洪迈在《夷坚丙志·序》中就说：“但谈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它。”所以在叙事过程中，洪迈尽量隐匿了其主观态度，只重视故事本身的奇特怪异，几乎不发表任何评论。至于宋元话本，诚如鲁迅先生所说：“虽亦间参训喻，然主意则在述市井间事，用以娱心。”⑽而“二拍”则“主于劝戒”，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其间说鬼说怪，亦真亦诞；然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⑾因此，作者在展开叙事之前，总是要以“教”驭“奇”，即预先确定一个明确的劝惩之旨，以此来统驭下文所叙的传奇故事；并且在叙事过程中，还忍不住要寓“教”于“奇”，即常常跳出来发上一通议论，以便更好地突出其劝戒之旨。例如《二刻》卷二十《贾廉防赝行府牒》，说的是贾廉防假借官府公文骗取姻亲财物，死后在阴间受到报应的故事，本事出《夷坚志补》卷二十四《贾廉防》，两者情节基本相同，可凌濛初却不满足于征奇话异，而是将它当作贪财负义、六亲不认的典型例证，来抨击世道人心的堕落和官吏们的贪婪无耻。他在小说中开头就发出这样的议论：“天下多是势利之交，没有黄金成不得相交……不要说相交的，总是至亲骨肉，关着财物面上，就换了一副肚肠，使一番见识，当面来弄你，算计你”，“财物一事，至亲也信不得，上手就骗害的”；而下文所写的贾廉防就是这样一位“至亲”，并且他还是个官员，所以作者在叙事中不仅说他“贪财无行，诡诈百端”，“堂堂官长，却做那贼一般的事”，而且还借机将官吏们都臭骂了一顿，说“官人与贼不争多”、“做官却做贼”。这样，他就把一个离奇怪异的故事纳入了他既定的惩恶劝世的思想轨道。又如《初刻》卷十四《酒谋财于郊肆恶》，写的是于效谋财害命，杨化借尸“果报”的故事，劝戒之意本已十分显豁，但作者仍觉意犹未尽，先说上一段佛理：“人身四大，乃是假合。形有时尽，神则常存。何况屈死冤魂，岂能遽散？”然后再来上一段训诫：“看官，你道在下为何说出这两段说话？只因世上的人，瞒心昧己做了事，只道暗中黑漆漆，并无人知觉的；又道是死无对证，见个人死了，就道天大的事也完了。谁知道冥冥之中，却如此昭然不爽！说到了这样转世说出前生，附身活现果报，恰像人原不曾死，只在面前一般。随你欺心的、硬胆的人，思之也要毛骨悚然。”象这样的议论，在小说所依据的原素材《夷坚志》等书中是断乎不存在的。于此也可看出，作者之以“教”驭“奇”，以及寓“教”于“奇”，也是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特定时代密切相关的。作者生当明末乱世，眼见“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贿横行，是非颠倒，丧心败德之事，层出不穷，故而难免心存忧愤，为了救正风俗，“挽颓运于万一”，于是他便有意借小说作为载道的工具，以期达到其寓教于乐的创作目的。如他在《二刻》卷十二《硬勘案大儒争闲气》里便说：“从来说书的不过谈些风月，述些异闻，图个好听。最有益的，论些世情，说些因果，等听了的触着心里，把平日邪路念头化将转来，这个就是说书的一片道学心肠，却从不曾讲着道学。”

    　　因此，如果说以往的文人笔记搜奇记异、宋元话本征奇话异，主要是为了愉悦受众、资人谈笑；那么凌濛初追求“拍案惊奇”，则不仅是为了媚俗悦众，同时更是为了教化民众。正因如此，凌濛初才会把那些在现实中难以解决的难题，付诸鬼神，通过鬼神报应或阴司惩罚，予以解决。这样做未尝不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化效果，因为彼时读者自然科学知识有限，又受宗教迷信思想影响较深，对鬼怪故事喜闻乐见，所以用鬼怪故事循循善诱，的确可以让读者感到神奇、敬畏。例如，与作者同时代的沈榜就说：“若彼愚夫愚妇，理喻之不可，法禁之不可，不有鬼神轮回之说，驱而诱之，其不入井者几希。”⑿

    　　然而，“二拍”的局限性也主要在此，尽管作者自诩其所写“神鬼幽冥，要是切近可信，与一味驾空说谎、必无是事者不同”⒀，但它们毕竟不是建立在生活真实基础上的，因而也就难免有“失真之病”。胡士莹就指出“二拍”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浓厚的宗教迷信、因果报应、宿命论思想”，作者“把鬼神迷信作为主要内容，甚至作为主题思想，使作品从根本上失去了社会现实意义，完全成为唯心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宣传品，作者表面上似乎是苦口婆心地劝人行善，实则想借因果报应来恫吓人，以达到使人恪守封建道德的目的”⒁。这样的评论可以说是切中“二拍”谈鬼说怪、“诰诫连篇”之弊的。

    注  释：

    ⑴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下），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⑵[美国]阿米斯：《小说美学》，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74页。

    ⑶[英国]菲尔丁：《汤姆·琼斯》卷八第一章，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18页。

    ⑷ 何昌森：《水石缘序》，参见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5页。

    ⑸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小引》，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675页。

    ⑹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⑺洪迈：《夷坚乙志·序》，丁锡根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 

    ⑻瞿佑：《剪灯新话·序》，《剪灯新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⑼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01页。

    ⑽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

    ⑾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小引》，百花洲文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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