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子等人，可谓“别具魔力”。李慈铭评魏源诗称:“默深诗非 当行，而才力有余，多超迈警卓之语。” ［8］（P2） （卷下之上） 虽亦不宽容，但云其“超迈警卓”却能拈出其与龚自珍之“警绝”相近之处，这一点也是“经世派”诗人的共同之处，因其感时忧世，言关天下，故以诗言志，往往能有“警绝”之语。相对于汉学家的“以学为诗”和桐城派文人的“以文为诗”，“经世派”的所谓“志士之诗”的特色，或许可以概括为“以议论为诗”。在仕途的穷通显晦上，林则徐、陶澍有别于上述诸公，行迹交往也略疏。说到诗文风格，自然也不尽相同，但是可以共同归之于“经世派”的缘由，在于他们都“以议论为诗”，言经世之志。
道咸诗坛的宗宋风气，表现为在“以学为诗，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几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推进，而宋诗派、桐城诗派和经世派各自在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彼此勾连又同中有别的一翼。比如曾国藩虽出身理学，并与梅曾亮切磋古文，但为学主调和汉宋，又与汉学家的圈子有密切来往，更在经纬邦国，学以致用方面勋业卓著。姚莹本为“桐城派”嫡传，但其诗作和交游又都与汤鹏、张际亮为近。这些人无论归入桐城派还是算作经世派都不可能划分得一清二楚，再加上外有家国多事变风变雅之背景，内有人生起落性格多面之常情，要想理清其间分合，迥非易事。三、“以高位主持诗教者”的作用
在《近代诗钞叙》中，陈衍提出的“以高位主持诗教”也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诗学命题。所谓“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就是一个时期的诗坛盟主。作为一个时期的诗坛盟主，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位高名重。于政界地位尊显，学界、文坛声望隆著，等于是话语权力在握，所谓“以闳文系众望”，“居高声自远”，自然容易一呼百应。第二、有领袖群伦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也开风气也为师。爱才若渴，门下生徒众多，人才济济，其中的佼佼者不但堪传衣钵，且能青出于蓝。第三、能诗。虽不一定是当时诗歌造诣最深者，但对诗应有真正的钻研和体会，是真正“深于诗者”，而非附庸风雅的门外汉，这是最起码的。用这样一把尺子去衡量，道咸年间的程恩泽、祁藻、曾国藩堪当此称。就论诗而言，程恩泽推尊韩愈、黄庭坚。张穆称其为诗“初好温李，年长学厚，则昌黎、山谷兼有其胜”。 ［9］（P1） 钱钟书亦称:“清人号能学昌黎者，前则钱石，后则程春海、郑子尹，而朱竹君不与焉。……程郑皆经儒博识，然按两家遗集，挽硬盘空，鲸掣，悟无本‘胆大过身’之旨，得昌黎以文为诗之传，堪与宋之王广陵鼎足而三，妙能赤手白战，不借五七字为注疏、考据尾闾之也。” ［10］（P178）程恩泽一生以余事作诗，其谈诗之语散见于一些酬答诗、序跋文中，最常被人引用的是其《金石题咏汇编序》中的一段话。他认为“诗以道性情”，而题咏金石之诗亦能道性情，此性情之“庄雅”或“激昂”，“自学问中出也”。这种“性情自学问中出”的说法本是针对金石题咏而言，可以证明程恩泽论诗注重学问，代表其一种诗学倾向，但并非程氏对诗的通盘看法，故不足以从中得出程氏论诗以学问为性情之本的论断。平心而论，程恩泽所谓“诗骚之源，首性情，次学问。《诗》无学问则《雅》、《颂》缺，《骚》无学问则《大招》废”。虽非惊人之语，细忖则比严羽“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 ［11］（P26） 这句名言更进一层。首先，严羽《沧浪诗话》“以盛唐为法，说江西诗病”，是以“诗之盛时”为标准立论;而程恩泽讲“诗骚之源”，考察的是“诗之初时”;其次，严羽只说“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但“至”是什么样子，却语焉不详，让后人争讼不休。程恩泽讲“《诗》无学问则《雅》、《颂》缺，《骚》无学问则《大招》废”，明确道出学问对诗的重要性在哪里，直可为严羽之言作注，而又并不以学问代替性情或先于性情，虽出语平实，但无可争议，实出于汉学家本色。程恩泽对道咸诗坛影响最显著的是他“取法昌黎、山谷，融汇唐宋，合性情学问于一体”的诗学倾向和他“以学为诗”并能“合学人、诗人之诗于一体”的“学人之诗”。他的贡献在于聚合了一个学者圈子，他们的相互唱和，“以才驭学，学宋其表，自立其里”，开辟了“以学为诗”的新境界，并贡献了郑珍这位有“清诗第一”之誉的杰出诗人。
与程恩泽对诗的看法最相近且诗相唱和最多的是后来官至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的祁藻。祁藻年岁略晚于程恩泽，但官高寿长。道光元年，程、祁同为皇帝招见，祁有《初入直庐呈程云芬前辈》诗纪之。诗中有“敢道文章能报国，窃思砥励勉修身”句。二人“同直十余年”，交谊深厚，志同道合。在程恩泽死后，祁藻为诗坛盟主。徐世昌《晚晴诗话》云:“文端（即祁藻——笔者注）忱清节，为时名臣。道咸之间，海内多事。朝贵中尚文学，接士流者，惟文端为硕果，时论尤归之。” ［12］（P1978） （卷一二六） 祁藻的诗集中，与程恩泽唱和很多，且多步韵叠韵，一答再答之作，以押险韵、用奇字僻典为乐，并且动辄出之以几十韵的排律。这种逞才用典，因难见巧的“学人之诗”，非有势均力敌者，不足以令人如此乐此不疲，故陈衍称“祁文端为道咸间钜公工诗者，素讲朴学，故根柢深厚，非徒事吟咏者所能骤及。常与唱和者，惟程春海侍郎，盖劲敌也”。 ［5］（161） 祁藻一 生以事功著，《清史稿·祁藻传》尽述其一生为官政绩，于文事只略言其“提倡朴学”，而于其“延纳寒素”举荐人才则言之颇详，至于诗则未见提到。可见在别人眼中，祁藻首先是名臣，其次是汉学家。至于诗，不但祁本人不以诗人自居，别人也不以诗人称他。尽管祁藻一生不以诗名，但于诗却致力甚深，观其诗集，虽多为酬答之作，但言志言情，皆以学励行为本，其性情、学问、才识也均在其中。
曾国藩一生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1837-1852）是在京为官时期，后期是以1852年回乡丁母忧时办团练开始。作为一代理学名臣，曾国藩前期在京曾十年七迁，升十级，可谓官运亨通。后期曾国藩以办团练起家，率湘军与太平军决战江南，最终攻陷天京，为清朝所谓“同治中兴”立下赫赫事功，并拜将封侯，更是有清一代以文臣封侯第一人，其学问由酝酿而趋于成熟，则在居京为官时期。其时，他与倭仁、吴廷栋、何桂珍等从唐鉴治理学，“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师”，还曾从刘传莹问过汉学，且与当时著名的汉学家何绍基、邵懿臣等诗文交厚，其论学兼宗汉宋，而又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在京期间，曾国藩曾以诗文相交往的师友不胜其数，这个时期的曾国藩，论声望地位尚不足“以高位主持诗教”，只能说与其师友相互影响，其中对他影响较大者，莫过于梅曾亮、何绍基、邵懿臣、汤鹏数家。在这一时期的交往中，不仅显示了曾国藩兼收并蓄、博而能通的追求，也为以后开府纳士时期人才风从云集、海纳百川之盛况奠定了基础。
曾国藩于诗古文辞皆用力颇深，就诗与古文相对而言，曾国藩于古文名气更大，特别是与桐城派之间的渊源和对桐城文论的开拓，堪称是“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曾国藩论文十分推重姚鼐，于诗也颇能知姚惜抱推尊山谷“以文为诗”之深味。当时梅曾亮在京师以姚氏嫡传弟子的身份，“朝彦归之”。曾国藩在京时，与梅曾亮以诗文交厚，“声气冥合，箫管翕鸣”。而且，“梅曾二家，宾客相通流”。后期的曾国藩自称“雅不欲堕入梅郎溷中”，实因其于诗文之道别有怀抱，欲与桐城派有以自别之故。
曾国藩“以闳文系众望”的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不仅因其特殊的权势声望和自始至终注重团结与培养一大批人才，实亦由其对诗古文一向用力甚勤，好学深思而确有识见。其自言学诗门径诸语，可谓见道之言:“诗之为道，各人门径不同，难执一己之成见以概论。吾前教四弟学袁简斋，以四弟笔情与袁相近也。今观九弟笔情，则与元遗山相近。吾教诸弟学诗无别法，但须看之一家之专集，不可读选本以汩没性灵，至要至要!吾于五七古学杜韩，五七律学杜，此二家无一字不细看。外此则古诗学苏黄，律诗学义山，此三家亦无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则用功浅矣。我之门径如此，诸弟或从我行，或别寻门径，随人性之所近而为之可耳。” ［13］（P49） 此外，其《欧阳生文集序》之述桐城渊源，《圣哲画像记》之叙治学之道，都以识量之闳，领悟之深而为人称道。
以曾国藩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文学兴趣，以及前期的兼收并蓄，广交京师文人学者和后期“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俸入悉以养士”，使“老儒宿学群归依之”的器识、胸襟和凝聚力，虽其一生不以诗名，而谓其于咸丰年间“以高位主持诗教”，却也绝不夸张。曾国藩诗作中曾有“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句，自道其宗黄对一时风气的影响。而施山《望云楼诗话》也记载“今曾涤生相国学韩而嗜黄，风尚一变，大江南北，黄诗价重，部值千金”。这也就是钱钟书《宋诗选注序》中所说的“黄庭坚的诗集卖过十两银子一部的辣价钱”。 ［14］（P10） 虽然，宗黄成为一时风尚非赖曾氏一人之力，但其登高一呼的特殊作用，也实在不可低估。道咸年间宣南士大夫圈子中由程恩泽、祁藻等发端的“学人之诗”，至此与推尊山谷、“以文为诗”的桐城诗学联姻，并借助曾国藩特殊的地位、声望与影响，使得宗宋诗风在道咸之际愈演愈盛，流风所及，至于清末民初。与此同时，经世派的诗人，与此二派在具体学诗路径与表现方式上虽不尽同，却以大体方向上的共通性，而与之共同构成道咸诗坛“和而不同”的总体风貌。道咸年间的诗风，之所以以“宗宋”一言蔽之，还涉及诗体正变的问题。严羽《沧浪诗话》说:“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 ［11］（P26） 以诗体正变而言，昔人多以唐诗为正，以宋诗为变。至清尚有“见诗之能变而新者，则举之而 归之学宋”。
道咸年间的诗风最突出的特点是“以才学为诗，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这种与“唐音”相对举的“宋调”，并非有宋一代所独专，而实开自唐代最优秀的诗人杜甫，后经韩愈“以文为诗”，泛溢其轨，至宋代苏黄，遂成为一代大观。故而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以杜韩苏黄为其取法的楷模，而尤为看重其觅新世界的探险家精神和力破余地的本事，当时的学古是为创新，复古旨在通变，故于宗宋也只是借为入手，到其出手时，标举“不俗”，强调“有我”而又贵有“诗之真者”。张维屏的“水当入海千条合，诗可呈天一字真。便到古贤须有我，独开生面肯依人”， ［15］（P60） 正可代表当时诗人的共同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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