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戏曲创作中涉及到的音律和自然的关系，凌濛初在《南音三籁叙》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曲有自然之音，音有自然之节，非关作者，亦非关讴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通其音者可以不设宫调，解其节者可以不立文字，而学者不得不从宫调文字入。所谓师旷之聪不废六律，与匠者之规矩埒也。”又云：“凡词曲，字有平仄，句有短长，调有合离，拍有缓急，其所谓宜不宜者，正以自然与不自然之异在芒忽之间也。”他认为宫调音律及文字应不妨碍音节的自然性，而应顺从音节的自然性，但初学者应先从宫调音律及文字这些外在形式入手。

　　凌濛初对汤显祖所创作的戏曲作品注重本色予以赞赏，如在《谭曲杂札》中称赞汤显祖的戏曲创作：“颇能模仿元人，运以俏思，尽有酷肖处，而尾声尤佳。”但又批评他“惜其使才自造，句脚韵脚所限，便尔随心胡凑，尚乖大雅，至于填调不谐，用韵庞杂，而又忽用乡音，如‘子’与‘宰叶’之类，则乃拘于方土，不足深论。止作文字观，犹胜依样画葫芦，而类书填满者也。义仍自云骀荡淫夷转在笔墨之外，佳处在此，病处亦在此。彼未尝不自知， 以才足以逞而律实未谙，不耐检核，悍然为之，未免护前。况江西弋阳土曲，句调长短，声音高下，可以随心入腔，故总不必合调，而终不悟矣。而一时改手，又未免有断小巨木规圆方竹之意，宜乎，不足以服其心也。如‘留一道画不了的愁眉待张敞’改为‘留着双眉待张敞’之类。” 凌濛初批评汤显祖违背戏曲音律，掺入江西乡音，其实是对汤显祖的误解，正如徐朔方先生所言的那样，是由于凌濛初只会昆曲而不懂南戏[16]，汤显祖给凌濛初的回函中亦云后者给他的五种戏曲作品“缓隐浓淡，大合家门”，说明凌濛初所送作品是符合昆曲要求的，在凌濛初编辑的《南音三籁》及其现存的戏曲作品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汤显祖不是不懂音律，而是在音律与戏曲所要表达的内容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应首先注重内容的表达，如前引汤显祖给凌濛初的回函中云：“独想休文声病浮切，发乎旷聪，伯琦四声无入，通乎朔响。安诗填词，率履无越。不佞少而习之，衰而未融。”此即说明汤显祖少时曾学习过音律，他所言的“衰而未融”只是一种谦辞。凌濛初虽批评沈璟及其他吴江派人士的戏曲创作用词太俚俗化，但对沈璟的注重音律给予一定程度上的肯定，如在其《谭曲杂札》文中云“近来知用韵者渐多，则沈伯英之力不可诬也”。

　　中国古代的戏曲作品常常带有虚幻色彩，如元明戏曲中的神仙道化剧，凌濛初在其《谭曲杂札》中也谈到这一点。如其云：“戏曲搭架，亦是要事，不妥则全传可憎矣。旧戏无扭捏巧造之弊，稍有牵强，略附鬼神作用而已，故都大雅可观。今世愈造愈幻，假托寓言，明明看破无论，即真实一事，翻弄作乌有子虚。总之，人情所不近，人理所必无，世法既不自通，鬼谋亦所不料，兼以照管不来，动犯驳议，演者手忙脚乱，观者眼暗头昏，大可笑也。” 凌濛初不反对在戏曲创作中运用神鬼仙怪或梦幻性的故事情节来强化作品的感染力，使戏曲的情节结构更加紧凑，但是他反对在戏曲创作中脱离生活实际、违背艺术真实性地一味地去说神弄鬼，追求虚幻，以求新奇。汤显祖虽在其戏曲作品中有一些虚幻成分，但并未一力去追虚妄，求新奇，而是通过此种创作手法来拓展艺术空间，并用以反映社会真实，极具艺术性和思想性，这与凌濛初的创作主张相类似。如其在《邯郸梦记题词》中云：“《邯郸梦》记卢生遇仙旅舍，授枕而得妇遇主，因入以开元时人物事势，通漕于陕，拓地于番，谗搆而流，谗亡而相。于中宠辱得丧生死之情具。大率推广焦湖祝枕事为之耳。……独叹枕中生于世法影中，沈酣  呓，以至于死，一哭而醒。真死何及。”[17]。意即其作《邯郸梦记》系根据唐代开元时事创作而成，作品也真实反映了社会上的此类实象，若不采取此类手法就难以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其《南柯梦记题词》亦云：“此何异天下之中有魏，魏之中有王也。李肇赞云：‘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世人妄以眷属富贵影像执为吾想，不知虚妄中一大穴也。倏来而去，有何家之可到哉。”[18]在汤显祖将前人之作改编成的戏剧中所描写的梦中蚁穴事实际上是人间社会实象的缩影。在汤显祖创作的一些戏曲作品中，包括上述两部作品在内，是通过写梦来刻画人间世相，描绘人生，这也是汤显祖继承前人的创作经验，通过写梦这种手法，使作品更具艺术性和思想性。凌濛初对汤显祖的写梦作品也很赞赏，其《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九《田舍翁时时经理  牧童儿夜夜尊荣》也是根据前人之作改编成的写梦作品，并在该卷的入话末云：“所以古人寓言，做着《邯郸梦记》、《桃花梦记》，尽是说那富贵繁华直同梦境。”[19]在凌濛初的其它一些作品中或多或少地也有写梦的成分。

注释：

[1]凌濛初所作戏曲作品现仅存杂剧《北红拂》（又名《莽择配》）、《虬髯翁》（《正本扶余国》）和《宋公明闹元宵》三种，传奇《乔合衫襟记》残存五种。另外，尚有其收集入潘之恒《亘史》外纪卷二中的散曲《夜窗对话词》（又名《夜窗话旧》，见《吴骚合编》和《全明散曲》，只是其内容稍有差异。）、戏曲选集《南音三籁》。从有关戏曲书目的记载中可以了解到，已失传的凌濛初所作戏曲作品的名目，如杂剧《刘伯伦》、《祢正平》、《蓦忽姻缘》、《穴地报仇》，传奇《合剑记》、《雪荷记》、《乔合衫襟记》三种。

[2] 汤显祖：《答凌初成》。见徐朔方笺校的《汤显祖全集》（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442页。

[3]参见徐朔方先生笺校的《汤显祖全集》（三）《诗文》卷四十七《玉茗堂尺牍》之四《答凌初成》之《笺》，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1443页。

[4]关于凌濛初参加乡试的次数，史籍记载不一。据上海书店于1992年影印的《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4册：（清）闵宝梁所撰的《晟舍镇志?人物》云“五中副车”，其所引范锴的《湖录》记事诗亦云：“胸罗经济为国用，乃击副车竟五中。”《晟舍镇志?贡生》亦云“天启辛丑副至崇正丁丑巳卯五中副车”。而嘉庆乙丑本和光绪甲辰本的《凌氏宗谱》所云的“四中副车”或“四中副贡”不确，因《凌氏宗谱》所云的“四中副车”或“四中副贡”实际上是凌濛初被授上海县丞前所参加乡试的次数，在其后还参加了一次乡试，即在崇祯十二年巳卯（1639）农历八月。

[5]据郑龙采的《别驾初成公墓志铭》等均云凌濛初在上海任职八年，《墓志铭》记甲申年事时曾云：“公曰：‘我在此三载，无德于汝。’”言即凌濛初被调任徐州判当在崇祯十五年（1642），《墓志铭》又云凌濛初去上海赴任时，府秩推官李瑞和接待之，而嘉庆宋如松等纂的《松江府志》卷三十六《职官表》云李瑞和为崇祯八年（1635）任，故凌濛初被授上海县丞当在崇祯八年（1635）。

[6]《紫箫记》约作于万历五年秋至七年秋赴次年春试前，《紫钗记》作于万历十五年京察前。参见徐朔方先生著的《晚明曲家年谱》第三卷《汤显祖年谱》附录乙《玉茗堂传奇创作年代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7] 汤显祖：《临川县古永安复寺田记》。见徐朔方笺校的《汤显祖全集》（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1185页。

[8](明)郑龙采：《别驾初成公墓志铭》，全文见《学林漫步》第五集， 中华书局, 1982年4月版，第96-101页。

[9] 崇祯《乌程县志》卷十二《艺文》。见《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10]毛效同：《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179页。

[11]汤显祖：《合奇序》。见徐朔方笺校的《汤显祖全集》（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1138页。

[12]汤显祖.《明德罗先生诗集序》。见徐朔方笺校的《汤显祖全集》（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1145页。

[13]汤显祖.《答吕姜山》。见徐朔方笺校的《汤显祖全集》（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1302页。

[14]凌濛初：《谭曲杂札》。见王秋桂主编的《善本戏曲丛刊》第四辑《南音三籁》（一），（台北）学生书局，民国78年（1987年11月）影印。

[15]凌濛初：《南音三籁凡例》，见王秋桂主编的《善本戏曲丛刊》第四辑《南音三籁》（一），（台北）学生书局影印本，民国78年（1987年11月）影印。

[16]徐朔方：《汤显祖和晚明文艺思潮》。见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的《汤显祖研究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5月，第22页。

[17]汤显祖：《邯郸梦记题词》。见徐朔方笺校的《汤显祖全集》（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1155页。

[18]汤显祖：《南柯梦记题词》。见徐朔方笺校的《汤显祖全集》（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1156页。

[19]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上册，章培恒整理，王古鲁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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