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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吴芳吉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对新诗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并身体力行写下了大量的白屋体新诗,吴芳吉主张新诗要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要与西方平等交流,要继承传统精华为我所用,要创新,要有时代新精神,倡导写真诗、抒真情。
【关键词】 吴芳吉;新诗;白屋体新诗;新诗发展
中国新诗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将近有一百年历史了,但新诗与几千年的中国传统诗歌的辉煌成就相比终显逊色,这是不争的事实,鲁迅认为“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成功”,毛泽东甚至说:“现在的新诗不能成形,我反正不看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用白话写诗,八十年来,迄无成功。”这些评价指出了新诗创作中的一些问题,但不容忽视的是:新诗也确有成就。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新诗创作中的意象问题、诗体问题、语言问题、继承传统与学习西方问题?新诗的出路何在?
吴芳吉对新诗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其新诗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对当代新诗发展有诸多启发借鉴意义。
一、中西融合
中国新诗本来就是“西化”的结果,如果没有西洋诗的影响,中国新诗是不会形成的。胡适指出:“欧化的程度有多少的不同,技术也有巧拙的不同。但明眼的人都能看出,凡具有充分吸收西洋文学的法度和技巧的作家,他们的成绩往往特别好,他们的作风往往特别可爱。”他甚至说:“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要建设新诗,一定要打破传统诗的格律,在内容与形式方面更新,就要学习西洋诗不拘句数字数等形式,这是无疑的,吴芳吉也赞成。关键是如何学习西洋诗,是“西化”与“民族化”的结合呢?还是“全盘西化”而割裂传统?胡适主张全盘西化,他在1929年为英文版《中国基督教年鉴》写的短文《今日中国的文化冲突》就提出“全盘西化”主张,极为凑巧,也正是1929年,吴芳吉自编出版了《白屋吴生诗稿》,在该书叙中提出了与胡适等人完全不同的观点。首先,他肯定诗歌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的,他打了个生动的比方,说:“国家当旷古未有之大变,思想生活既与时代精神咸与维新,则自时代所产之诗,要亦不能自外。譬之乘火车者,既已在车,无问其人之欲行不行,要当载之前趋,欲罢不止。故处今日之势,欲变亦变,不变亦变,虽欲故步自封而势有不许。”就是说,新诗的发展与变化是客观的,绝对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只能顺应潮流与时俱进,不能落伍,更不能阻挡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这段话指出了新诗产生、发展的必然性、正义性。吴芳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旧诗都有成就的新旧交替时代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在写作传统诗的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新诗,如《护国岩词》、《婉容词》、《两父女》、《笼山曲》、《巴人歌》等。这些诗,形式内容都是新鲜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古诗、歌行、乐府或词、曲,语言基本上都是白话,形式不拘一格,都反映了社会现实,具有时代新精神,以《婉容词》为例,该诗描写留美丈夫受西方自由恋爱影响,“与美国一女子善”,抛弃结发妻子婉容,婉容悲愤至极,投江自杀。作者谴责了丈夫“某生”的负心,对婉容寄予了深深的同情。诗中的男女主人公“某生”的思想新潮与婉容的守旧,在当时都是比较典型的,颇有时代的代表性。在语言上,该诗是白话体新诗,通俗易懂,句式长短不齐,不拘平仄格律,押韵而铿锵,与西方自由体诗歌格式一致。吴芳吉的这类新诗。一方面不脱离传统,另一方面又具西洋诗特质,在当时抛弃传统、全盘西化的呐喊声中,一些人就看不惯,有人批评说:“非新非旧,非驴非马,其转语之痛改!其实,这“非新非旧”,即亦新亦旧,正是吴诗“中西融合,古今贯通”的特点。在这批评声中,吴芳吉不但不改,还坚持写下去,创作了大量类似的白屋体新诗。
其次,在中西融合上,吴芳吉主张中西平等交流,吴芳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较早提出“中西融合”说的作家之一,中国传统文学有自己的特点,其中优秀部分必须继承发扬,对于西洋文学,只能选择性吸收,不能兼收并蓄。他说:“盖吾诗虽老,固非全枯。不须迁地,更难拔除。…‘文字,中西全异者也;文艺,中西半同者也;文理,中西全同者也。舍其全异,取其全同,酌其或同或异,吾知其生气勃勃,光辉焕射,必有异于前矣。”“故余之取于外人,亦犹取于古人。读古人之诗,非欲返作古人,乃借鉴古人之诗以启发吾诗,读外人之诗,断非谄事外人,乃利用外人之诗以改良吾诗也。”“若此之行,不迁地以凭虚,不拔根以自败,有异剪枝,乃同接木,此则余之所谓变也。”他决心“自立法度,以旧文明的种子,人新时代的园地,不背国情,尽量欧化,以为吾诗之准则”。这种平等地有选择地吸收别人优点(包括西洋文学的优点与传统精华)为我所用的变化发展观,可谓科学而远见卓识,比起胡适等不分青红皂白的“全盘西化”来,要高明得多,他创作的白屋体新诗,算是中西融合的优秀之作。
第三,吴芳吉主张新诗要有中国气振,要有时代新精神,他曾批判“新派之诗”写得同于“西洋文学”,“使其声音笑貌,宛然西洋人之所为。”余所理想之新诗,依然中国之人,中国之语,中国之习惯,而处处合乎新时代者。”中国新诗学习西洋诗,既要学其形式,学其诗艺,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的近代精神,即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思想,西方人新的价值观和人格精神。西方文化中的这种时代精神,才是中国新诗最要具备的。吴芳吉自己写的新诗如《弱岁诗十二篇》的多数、《两父女》、《北门行》、《南门行》等都是揭露军阀残民的,《护国岩词》是歌颂讨袁英雄蔡锷的,《巴人歌》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歌颂上海军民抗战的,都能结合当时社会现实,反映人民的呼声,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二、古今贯通
“古今贯通”即继承传统要有民族性的问题,中国新诗的创作不能割裂传统,也不可能完全割裂传统。即使在五四时期,一些重要诗人的创作虽有浓厚的西洋化色彩,但其深层仍然渗透着传统诗歌的养分,流淌着传统诗歌的血脉。这也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即使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文化要完全割裂传统都是不可能的。与大众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表层文化较易发生“同化”现象,一定的政治基础和意识形态也迟早会随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发展,但表现在一个民族的语言、艺术中的文化深层次结构,则有较强的相对稳定性,不会轻易地“全球化”。要说“同化”,只能是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嫁接后长出的新枝,她既有本土文化的特点,也有外来文化的特点,吴芳吉的白屋体新诗就有这样的特点。
吴芳吉在古今贯通问题上有卓越见解,作品也很优秀。
首先,他充分肯定传统诗中有精华存在,新诗创作不能全盘否定和抛弃传统,既要继承,更要创新。他说:“盖吾诗虽老,固非全枯,”传统诗论中如“无邪之教,逆志之说,辞达
之诫,行远之箴,千古所共由者,不当以一时新解而违弃之。诗中艺术,如遣韵必谐,设辞必丽,起调必工,结意必远,各家所并用者,不得以一人癖嗜而破坏之。”这从传统诗论、创作方法方面指出传统不能完全割断,必须继承与发扬其中优秀的行之有效的部分,他又说:“余既生于中国,凡与余之关系,以中国为最亲也,余之经验,悉中国所赋予也,余之于诗,欲以中国文章优美之工具,传达中国文化固有之精神,即一身为之起点,应时代以与无穷。”又说:“文学之演进,以前人后人之相续也。吾人之智,前人之赐也。前人之志,吾人之事也,前人所不逮,正赖后人以补之救之也。……吾人故有崇本守先之态度。”“人之有善,若已有之,当思所以齐也。人之不善,亦若已有之,当思所以改也。……吾人故抱人我并存之态度。”“复古固为无用,欧化亦非全功。不有创新,终难继起。……一言以蔽之日:‘不嫉恶而泥古,惟择善以日新。’此吾人对于文学态度之说明也。”可见,吴芳吉对传统持的是辩证的态度,既不全盘肯定,也不一概否定,强调继承传统精华,更强调创新发展。尤为可贵的是,吴芳吉在大量写作散行诗的同时,还创作了50多首新体格律诗。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创作新体格律诗的诗人。他的《小车词》发表于1919年11月《新群》一卷一号,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首新格律诗,比陆志韦《航海归来》(1921年1月)、《摇篮歌》(1920年秋)还早,还整齐,显得更加格律化。当1931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甚至希望投笔从戎,从湘军赴沪,“欲以赤手与倭寇拼之”,在友人的劝阻下才未成行,便用诗歌形式歌颂上海抗日军民,写下著名的新体叙事长诗《巴人歌》,成为吴芳吉继承与创新结合的杰作。
其次,吴芳吉推崇写真诗,抒真情,强调诗要有艺术特质,他说:“诗之最难辨者,真伪之间而已。有真伪然后有是非,有是非然后有优劣,欲明优劣是非之辨,在求真伪之本。……夫诗与非诗之辨,实关诗之本体。真伪所分,而存亡所系。一人能辨乎此,而后有一人之诗;一国能辨乎此,而后有一国之诗;一时代能辨乎此,而后有一时代之诗,不于此务,若于其他是求,皆歧路矣。”那么,何谓真诗呢?他认为诗要有兴有材、有字有句、有体有格、有气象神韵,才算真诗,才是好诗。吴芳吉论诗多主南宋人严羽之说,论中所谓“体”、“格”,指语言文字的恰当准确、高雅脱俗;所谓“气象”、“神韵”,指诗歌风格要风流儒雅,要含蓄蕴藉。在悠久的中国文学史上由于真诗多,所以传统诗值得学习,值得重视。他说:“吾人亦非拥护古之旧诗,乃欲拥护真诗。然古之旧诗既富有而多真,吾人自当以旧诗为法。”而五四时期不少新诗人创作的新诗,无兴无材,无字无句,无体无格,更无气象神韵,故非真诗,更非好诗。他在《四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中批评胡适《威权》、周作人《山居杂诗》、刘延陵《水手》、傅斯年《深秋永定门城晚景》、郑振铎《我是少年》等均非真诗,中国传统诗歌的艺术特质,简言之,即格律美、音韵美、节奏美、精练美,这些优秀的传统,都是新诗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他认为诗要有一定的音韵格律,语言要精粹,要纯从天真发出,诗要合天理人情,等。他说:“诗之能有永久性者,亦惟音韵格律是赖。”他主张写诗为文语言要精练。在《答刘泗英》一书中说:“行文能删去一字,便删一字,省却一句,便省一句。卒至遇删无可删,省无可省,篇无冗句,句无冗字,其文虽非极品,亦有可观。”此虽言文,实也说诗之创作。在内容上他强调情景交融:“善作诗者,或即景生情,或寓情于景,或从事得理,或固理及事。”指出诗要有理,要言之有物,要有深刻的内涵。这些理论,都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是当时一些新诗只是啰唆的白话而无诗味的非诗化倾向,吴芳吉是五四时期较早反对白话诗非诗化倾向的理论家,从创作实践看,吴诗没有一首是不押韵的,或写景,或抒情,或论事,往往情景交融,生动形象。他创作的诗文语言都极凝练。他13岁时写的一篇成名作《读外交失败史书后》,就是一篇语言精练的政论散[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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