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来了,满耳朵拉拉队的加油声。突然觉得有些累了，便随手拿起最近一期《小说月报》。一打开，便看到了发在头题的林那北的也就是那个北北的中篇小说《唇红齿白》。

　　如果拂去枝蔓，这篇小说的故事可以这样写：双胞胎姐姐杜凤的儿子李奋高考成绩出来了：四百七十三分，比三本线仅多一分。为了儿子能被第一志愿学校录取，杜凤不得不找妹妹杜凰的副市长丈夫欧丰沛帮忙。在录取的关键阶段，欧丰沛却趁杜凰出国的机会，将杜凤约到家里拉进卧室……为了儿子的前途，母性在这一刻忍受了凌辱。而结果是，她因此染上了梅毒，同胞姐妹因此反目，儿子因此骂她“脏肮”扬言退学。在失去最可宝贵的夫妻情、姐妹情和母子情后,极度绝望的杜凤走进了“打死都没想过”的离婚女人的行列，最后几乎是净身离开她生活了二十年的家。“她哭了，干瘪已久的眼泪终于重新落下，一滴滴砸在华丽的塑料袋上。”

　　读完之后，我就想起《小说月报》去年第七期转载的另两篇小说。

　　一篇是军旅作家裘山山的《花香催人老》。与杜凤近似被强奸的“出轨”相比，山山笔下的女主人公夏晓蕙更“无辜”。她与丈夫孙哲志是恋爱结婚。“虽然没有轰轰烈烈要死要活地爱”，但“她和孙哲志共同创作共同署名发表”了满满一箱子二百多封情书。若论“爱情基础”，她和孙哲志应是牢不可破的。结婚二十多年，作为妻子，她做得近乎完美，“承担了全部家务，承担了孩子的教育，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毕业的所有家长会，都是她开的”。她精心操持，相夫教子，任劳任怨，不折不扣的贤妻良母。如果硬要给她找出一点“过错”的话，那就是“进入更年期后，她的脾气似乎没有从前好。但仅是没有从前好，也依然是好的。每次发作难受时，她都只是默默睡在床上。”因为到了更年期，她对性生活没什么兴趣了，“有时候也看出孙哲志有那个念头，她总是装作没看见”。但这也算她的错吗？孙哲志也人到中年，女儿都二十二岁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杜凤都是难得的好妻子，好母亲，好媳妇。

　　尽管如此，夏晓蕙仍然遭遇了作为妻子的最不可承受的创痛：官场得意的丈夫另寻新欢，跟她离婚。而让她最不可思议的是，她最爱的女儿竟跟父亲的同龄人结婚。无论作为妻子还是作为母亲，夏晓蕙都失败了，“她浑身哆嗦着，是那种从里到外的寒冷让她的整个人止不住发抖”。“她真的没有理由再活下去了，这个世界把她逼到死角里了，一条路都没有给她留。她东闯西撞，已经尽力了，却没有找到一条走出去的路，她已经投降了，可他们还是在逼她，撕裂她，粉碎她”！

　　这就是母性的尴尬和母性的悲哀。

　　另一篇是湖北女作家方方的中篇小说《万箭穿心》。与裘山山、林那北笔下的“尴尬母亲”不同，方方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看似“咎由自取”的“尴尬母亲”李宝莉。

　　虽然买了房子，李宝莉仍是一介“草根”。她和她的父母都是下岗工人，父亲工伤内退后上街修自行车，唯有丈夫马学武是个干部。如果脾气好一点，李宝莉迁入新居的日子也许会好起来。

　　但是，不幸的是，李宝莉被沉重的生活脱去了女性的温柔，成了一个高声大嗓、唾沫横飞的女人，“遇上麻烦，暴喊一通，图个发泄”，说起话来象打机关枪，完全不顾及别人尤其是丈夫和儿子的感受。她的这种男性化了的粗放性格，先是促成了在家庭生活中长期被压抑的精神极度空虚的丈夫的出轨，继而又促成了丈夫的自杀，从而，李宝莉也将她自己置入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丈夫死后，虽然她一年四季拼死拼活地养家糊口，虽然把公婆侍候得好好的，虽然她含辛茹苦地把儿子送进了名牌大学，但结果是母子之间的恩断情绝，她的儿子和她的公婆结成统一战线，想方设法将她扫地出门。在小说的未尾，方方不动声色地呈现了这样一幅场景：

　　李宝莉用她讨生活十几年的扁担为自己挑了一次货。扁担的一头是装着她衣物的纸箱，另一头是一个编织袋，里面捆了一床被子。

　　读到这里，一个“尴尬母亲”的悲剧结局，让人砰然心动。

　　这三篇小说的一个共同点，是作者都将笔锋植入了中年女性的情感穴位。为了便于探讨，我权且将这类小说称为“母系小说”。

　　“母系小说”的核心人物是妻子加母亲。虽然职业各异，但都人到中年，上有老人下有孩子，既是家庭主妇，又是妻子、母亲和媳妇，最后都夫离子散，结局悲惨。作者在讲述她们故事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以沉重的充满悲情的笔调展现了她们的艰难生活；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中年女性的爱情、亲情、婚姻、家庭和母子（女）关系、婆媳关系、朋友及同事关系的尴尬和危机，祼露了她们难以回避的生存困境。从选题上讲，“母系小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标本价值：更年期女性有如马拉松赛场上的长跑者，身心俱疲，压力巨大，精神已近极点。这个家庭细胞的核心群体，理应得到当代作家的更多关注。

　　所幸的是，这类在社会转型期处于“尴尬”境地的人群，已经引起了我们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的关注。这种关注的成果之一，是“母系小说”的派生和成熟。作家们通过意蕴深厚的小说文本，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尴尬母性”深陷困境的根源，为读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解读空间。

　　“母系小说”的突出贡献，当然是对“尴尬母性”的艺术呈现。在《花香催人老》中，女主人夏晓蕙的不被理解、同情的宽容、善良及其“苟活”的结局，似乎是对我们这个是非观念几近颠倒的肉欲过剩的病态社会的一种反讽。这个操劳俭朴的女人，当她发现丈夫有了婚外恋时，就作好了离婚的准备。所以当孙哲志提出离婚时，她就拿出了提前写好的离婚协议书。离婚后，她仍保持着二十年来形成的习惯，母个周末上菜市场买菜，去公婆家下厨做饭。她一如既往地关心着生活不检点的丈夫的身体，还替丈夫盖面子，以自己的痛苦维护着丈夫作为局长的应有的公众形象。她以母性的大度，容忍世间的恶，甚至连恨都不会。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夏晓蕙的这种母性的善，得到的只是丈夫的反感，只是女儿的不解，只是弟媳妇和小姑子等人的莫名其妙和不屑。在世俗眼里，她成了一个十足的怪人。母性由此所遭受的嘲弄和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正是这种尴尬的母性所构成的悲剧色彩，让母性的光辉以另类的状态折射出来，产生了强烈的悲剧效果。

　　“母系小说”的另一亮点，是作品中所着力刻画的男性形象。

　　林那北在她的《唇红齿白》中，成功塑造了两个男人——李真诚和欧丰沛。在这两人中，写得最成功的是后者。

　　二十年前，欧丰沛是“很平凡的一颗脑袋，往下看，背也无波澜，瘦削，干薄，大众化，至腰那儿还蓦地一窄，窄得近似于无”，“仿佛随时可能折断”；他的脸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苍白的平面，只剩下一对丰厚的唇，浮岛般凸立在那里，微微张着”。他身体虚弱，动作迟缓,下车象“昆虫般慢慢挪”。这种病态的俗相，让主人公杜凤“突然觉得有一股蚁虫似的东西，挤挤挨挨地向躯体的各个角落缓缓爬去”。然而二十年后，就是这个苍白无力的男人，却当上了大权在握的副市长，并象蚂蟥吸足了血一样“扩大了好几圈，他的腰不再细小，而是放肆地胀起来，前面拱出一座小山包。与之呼应，他的脖子也粗了短了，像文物一亲淹没到肉堆之下，几乎不剩残迹”。这种入木三分的外部形象的刻画，不仅十分生动传神，还别有一番深意，为主人公杜凤的悲剧性结局打下了伏笔。

　　欧丰沛原本是给杜凤介绍的，那时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师。杜凤嫌他太没男人的气质，就让妹妹代为出场。于是欧丰沛成了妹妹的丈夫。让杜凤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病恹恹的“昆虫般”的男人，竟让在医院接生的妹妹杜凰一步步送上了仕途，居然当上了副市长。而杜凰所得到的这个副市长丈夫，却是一个身染性病的道德败坏的淫棍和深藏不露的贪官。他对杜凤询问大学录取而发来的短信，表面上置之不理，实则成竹在胸。他打电说录取的事情，本是杜凤接的电话，他却让李真诚接。由此可见这个官场色鬼的老辣。通过细节描写，作者成功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刻画。

　　在中篇小说《花香催人老》中，小说大师裘山山运用国画的素描笔法，一句“把头上的毛移到了下巴上”，即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孙哲志的内心已经腐烂，同时也预示着夏晓蕙悲惨命运的不可逆转。这种笔法在我看来是太传神了，太生活了。类似这种可圈可点的神来之笔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枚举了。

　　作为小说的新生态，“母系小说”仍有兼收并蓄的必要。在对小说人物命运的处理上，千篇一律的大团圆结局当然不可取，也不符合生活的真实。但是，我们能否在悲情呈现的同时，给读者透出一些亮色，给人一种希冀和鼓舞？

　　一孔之见，权作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