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先生谢世后，很多作家都发表了自己的感想。我不知道别人乍一听到先生去世的消息是什么反应，那天——2月20日早晨不到8时，河北三河市文联的高宇帆给我打来电话，告知浩然老师过世了，我先是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先生过世了好啊，免得再受罪了。记得五年前先生刚住进同仁医院我去看望他时，他因为脑中风已经僵硬地躺在病床上，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与我开心地交谈。当时病房里只有一个护工，我趴在浩然老师的耳朵上喃喃地说，浩然老师，我是红孩，我来看您来啦！我感到他的手略微抖动了一下，随后只见一串眼泪从眼角流出。我哽咽着接着说，您别担心，您会好起来的，我们还需要您的扶持呐！再往下——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安慰他的话。我只是默默地坐在他身边。我想，我只要在他身边能这样坐会儿，说不定对他也会起到一定的安慰作用。约摸过了20分钟，我实在不忍再看到他不安的样子，遂起身告辞。那个护工提醒我，你还想说什么，就写在留言簿上吧。我拿起笔，竟感觉一个字也写不出，我内心很清楚，这极有可能是生者对将逝者的最后留言。我想了想写道：浩然老师，您可不能倒下啊！您可是中国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我们需要您。

　　我这话不是随便说的。对于先生的离去，媒体和网络上有很多说法，有人说他是个好人，也有人说他是个悲剧人物。最初的几天，我一直默不作声。有几家报社的记者打电话，希望我说点什么。我说现在的说法很多，咱人微言轻，说什么都为时尚早，等过几天再说吧。就在这时，广东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杂志主编谢望新到北京开会，他邀请我为第4期的《作品》写个卷首语。我和谢望新是忘年交，他写父母亲的散文曾一度打动过众多读者，也包括我。对于我的散文批评，他也一直赞赏有加。谢老师说，我们的卷首语每期请一位文学名家写一篇创作谈，已经坚持了8年，在文学界很有些影响。我说好啊，可是这几天正逢浩然老师去世，我的怀念文章还没写呢！这期的卷首语是不是先请别人写？谢老师说，我看能否这样，浩然老师是我国当代有着重要影响的作家，我们《作品》杂志同仁对他的去世也是感到非常惋惜，你是他的学生，又跟他有着多年的交往，你就从浩然先生写起吧。2月27日，在浩然老师遗体告别的前一天，我把文史出版社总编辑马威送我的一套《浩然全集》（18卷）摆在桌前，看着先生身披大衣，面带慈祥的微笑，我开始写这一篇沉重的卷首语。在写作之前，我总觉得自己该有千言万语要说，等真的用手敲动熟悉的键盘时，我才发现我竟然一句话也写不出来。我明白，人到悲伤处，大脑常常会出现一片空白。无奈，真的很无奈。我必须调整好自己的心情，我必须以理智的思想来写好这篇文章。这既是我对浩然老师的纪念与认定，也是我长期以来对乡土文学作家思考的一种心得。在文中，我说：浩然先生的去世，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乡土文学大师时代的结束。我觉得我这话说得一点都不过分。往前看，鲁迅、沈从文、萧红、赵树理、马烽、孙犁、汪曾祺以及高晓声、刘绍棠等可以尊为乡土文学大师的人们都已先后离去，往后看，还有谁呢？换句话说，即使有，他们能被社会公认吗？

　　刘绍棠老师生前曾就他所倡导的乡土文学提出几条规定性的标准：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我认为，他所指的乡土题材，不光是指农民与农村，也包括具有农业特征的城市。在这里，乡土是泛指，北京是乡土，上海也是乡土，重要的是其产生所特有的地域文化。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老舍也该被列为乡土文学作家。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从整体上讲，大约都应该划作乡土文学的范畴。这主要与我们一直处于农业国有关。就文学中的小说而言，我们在判断它的得失优劣时，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尺度，但有两点无法绕开：一是语言，另一个是人物。这两方面都与地域性有关。前面我们所列的作家，他们在这两点上都达到了文学的高度，是真正的国家队水平，有的即使放到世界文坛去打拼，也依然是写作先生。说得绝对些，语言和人物的成功，实乃地域性的胜利。

　　语言问题，也是地域问题。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总会体现独特的地域文化构成，其中语言是诸多要素（如民俗、地理、历史）中最耀眼的。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语言风格的作家，能写出好的小说来。

　　关于人物，近年来好像提的少了，其实这是个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离开了人物，写小说还有多大意义？鲁迅所以伟大，老舍所以经典，赵树理所以受大众欢迎，依我看，主要是他们笔下出现了众多的经典人物。在现当代文学中，中国还有谁比他们笔下的经典人物多？

　　当下，有很多头脑发热的作家总说自己的小说如何，我不知道别人的标准，在小说上我看好的就是谁塑造的经典人物多，以及其对地域文化有没有深层的挖掘与描写。两年前，铁凝历时6年推出了长篇小说《笨花》，当时有很多评论家都在引用出版社编辑的内容提要，认为该书是“截取清末民初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近五十年代的那个历史断面，以冀中平原上一个小村子为生活蓝本，以向氏家族为主线，在朴素、智慧和妙趣盎然的叙事中，将中国那段变幻莫测、跌宕起伏、难以把握的历史巧妙地融于凡人琐事当中”，我以为那是不准确的，作者的真正目的是对香雪呼唤（火车）工业文明的颠覆，是对农业文明，即原生态文明的回望。倘不如此，她怎么会大量地用足笔墨对冀中平原的历史、民俗、风物进行工笔细作？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一点上，《笨花》与贾平凹的《秦腔》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许有些作家朋友认为我对小说的要求过于苛刻，可我必须坚持。文坛毕竟不是一个人的文坛，那种在被窝里出汗自己整天喊热的人实在是病得不轻。但愿我的挑剔能够成为著名作家和获奖作家们头上的一瓢冷水。

　　请原谅我，在这篇本该记录我与浩然老师的交往以示作为纪念文章的写作之际，引用了我这么长的一段话。我所以要这样，就是想要说，浩然的文学创作成就，决不是被很多无知的人动辄就以“八个样板戏一个半作家”（半个作家指广州军区的张永枚）那样的政治语调所圈定的。通观浩然老师的所有作品，你会发现，他的文学成就恰恰就在于地域性的胜利，同时也是语言的胜利。顺便说一句，去年10月前后，日本早稻田大学一个叫栗原纯子的研究生，经人介绍反复找到我，希望我能介绍一下浩然老师的情况，她说她研究浩然老师已经好几年了，现在写就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在大学学报上发表。我问她是日文版的吧？她说她可以翻译成中文。我说祝贺你，你选择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把浩然老师作为研究对象，说明你有文学眼光，而且有世界眼光。栗原纯子听后很兴奋，一再表示如果有机会来中国，她一定要见见浩然老师，到浩然老师笔下的乡村走一走。

　　我注意到，浩然老师去世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曾于当日到浩然老师家吊唁，遗体告别那天她又亲自到八宝山为先生送别。以我对铁凝的了解，她这样做，一个是工作关系，她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另一个是老乡关系，铁凝长期在河北生活，成长于河北，成名于河北；再一个是铁凝出于对浩然老师人品和作品的敬重。熟悉铁凝作品的人知道，她的作品深受孙犁、徐光耀等乡土文学作家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建国以来，浩然和铁凝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时代。浩然老师的文学成就无疑在铁凝的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屈指数来，在中国数以万计的作家中，能形成风格，可以被称为大师的能有几人？有了这样的地位，浩然老师是不是应该可以为自己鼓掌和欢笑了？！

　　在此，我不得不提到另一位乡土文学大师刘绍棠先生。作为生活在京东（冀东）一带的人们，尤其是那些立志从事文学的人，谁能不高举浩然、刘绍棠这两面光辉的旗帜呢？谁又不以他们为自豪呢？如今，这两位前辈大师都已仙去，那么被他们的福荫遮蔽过绿化过的人们，我们该思考些什么，又该做些什么呢？姑且不说唐山的关仁山，大厂的赵德平，就说北京通州的王梓夫，我以为，王梓夫自长篇历史小说《漕运码头》问世后，足以标志他已经成为京东地区继浩然、刘绍棠之后的领军人物。当然，我们看到，在三河、廊坊、平谷、顺义、唐山、蓟县以及通州、朝阳、大兴等地，与王梓夫前后同步以及随后紧跟又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学写作者。浩然老师遗体告别那天，我看到更多的恰恰是这样的人们，这些人就像一条条奔流的小溪，欢跃着跳入中国文学的长河。面对着这样的情景，我们能不欢乐吗？我想，即使是浩然老师在天有灵——我宁愿相信他遗像的音容就是他的魂灵，他也会对着我们微笑的。因此，在写那篇卷首语和写这篇文章时，我在最后都是充满微笑的。真的，我们的前人无愧于我们，我们也应该无愧于我们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