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是12世纪初到13世纪前半期在我国北方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它与南宋划淮而治，成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南北朝时期。以时间论，金王朝持续了120年；以空间论，它北起外兴安岭，南到秦岭——淮河一线，其版图比南宋还要大；以国势论，它以其实力迫使南宋、西夏向其屈服纳贡，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国亦向其臣服，可谓兴盛一时。在文学创作方面，金朝虽不如南宋文学那么繁荣，但也是代有才人，作家辈出。仅以词而论，唐圭璋《全金元词》就收有金代词人70家，词作3572首之多。然而，对金词的研究，向来却十分薄弱。这，与金词的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所应该有的地位，与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都是十分不相称的。

    有鉴于此，刘锋焘先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毅然以金词为研究方向，锐意开拓。他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金代前期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金词研究严重滞后的局面。该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全书相当到位地贯彻了作者的一种研究思路，即论述每一时期的词人词作，都以当时的文化氛围为背景、以当时的士人心态为中介。作者认为，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尤其是词这种以抒情为主的文学体裁，必须先研究、揭示与其密切相关的文化背景、文化氛围与文人心态；而研究金朝文学，尤其要首先研究女真统治者对文化的态度，了解金王朝文化的发展——因为直到太祖立国的时候，女真人的文化还处于一种类似于结绳记事式的半荒漠化状态，连文字也没有，而短短百余年内，其社会制度、文化水平的飞跃性发展是很令人诧异的。具体到金代前期的词坛，短短40年左右的时间，就由当初的没有文字，“其乐惟鼓笛，其歌惟《鹧鸪曲》，第高下长短如鹧鸪声而已”(《大金国志．初兴风土》)，迅速发展到作者辈出、成果斐然，这与当时女真统治者重视文化的态度以及由此影响下的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这部著作正是以这样一种思路来建构其基本框架而又比较成功的。

    第二个特点是，宏观的审视与微观的考析相结合。就大的方面而言，论述每一时期的词坛情况，必先宏观地审视、勾勒其文化背景，如上编第一章论“借才异代”的文化现象，下编第一章论“大一统意识的高涨与昂扬奋发的士人心态”，就是显例。对大背景有所了解之后，再具体地论述词人词作。而在具体的行文过程中，又体现出作者细致入微的视界与精细稳健的笔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作家心态与具体作品常有精细的分析，且时有精彩的文字，如分析刘著《鹧鸪天》词中“星点点，月团团，倒流河汉人杯盘”几句，谓“寥寥十三个字，却写得灵气飞动，令人叹赏叫绝：星光月影映人酒杯，谓之‘倒流河汉入杯盘’，联想奇绝；‘星点点，月团团’极静谧、极优美，‘倒流河汉人杯盘’，极豪爽、极旷放，抒静夜愁思却写得既幽婉蕴藉而又酣畅豪放，运笔妙绝；不动声色地融化李长吉诗句‘酒酣喝月使倒行，为自己之词句，夺胎换骨，点化高绝!”再一方面表现在对作家所处的时代及作品的作年方面，颇重考据之功。如词人张中孚的生卒年，一般权威性的著作将其定为约1096—1154年，而该著作者依据《金史》本传，将其生卒年定为约1098—1156年。再如蔡松年《念奴娇》(倦游老眼)一首，有论者定其作年为天眷三年(1140)，而该著作者举出四个方面的理由，认为其作年应在皇统二年(1142)岁首。又如蔡松年《庚戌九日还自上教，以“野水竹问清，秋岩酒中绿”为韵》一诗，据其诗题当作于庚戌年(1130)，而据另一首《石州慢》词词序则当作于庚子年(1120)，该著作者经过仔细分析，认为应作于庚申年(1140)，原诗题之“庚戌”及词序之“庚子”均误。

    第三个特点是论从史出，常有新见。如对蔡琏这位原本是“中州文派”的代表作家，该著却将他列为海陵王完颜亮时期的一位重要词人，其依据是：一、海陵朝是他一个重要的创作阶段；二、由于时代气氛及个人年龄的原因，他那些豪情四溢的作品主要创作于海陵时期；三、他现存的唯一一首词肯定作于海陵时期。故此，本书作者并未按传统观点将其列于“中州文派”活跃于定坛的大定时期来论述。再如对历代史学家称为“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丽嚣过之”(赵翼《廿二史札记》)，“使天下后世称无道之主以海陵为首”(《金史 .海陵纪.赞》)的完颜亮，该著作者以充分的史料为依据，指出：“完颜亮其人，从个体的人的角度看有不少恶行，而从一个皇帝的角度来看却是一个胸怀大志、锐意进取的开拓型君主”，“是一位一心向慕先进文明的女真霸主”，并在此基础上高度评价完颜亮卓异不凡的词作，指出其词风“呈现出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气象，为中华词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风范”。而这样一种词风，置于中国词史的坐标系中来考查，“横向地比较，只有陈亮、刘过的少数几篇词作差可比肩；纵向地比较，也许只有20世纪的伟人毛泽东的词作，其浑厚壮阔的博大气势才有以过之。”诸如此类，都是十分大胆而又不无见地的论断。

    总之，这是一部锐意开拓创新的学术专著。当然，由于资料欠缺等原因，这部书稿自然也会有其不足之处，如对一些作品作年的判定，似乎还可商榷；又如将蔡松年编于海陵王完颜亮时期，也还可以再斟酌，因为蔡松年与上编重点论述的词人字文虚中、吴激一样，都是由宋入金的文人，而且吴蔡二人古来并称，其词作当时就被人称为“吴蔡体”。然而，无论如何，这部著作的学术吏的意义却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