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常以“清”字誉人，除上面提到的参寥之外，他如苏州定慧寺长老守钦的“清逸超绝”，成都宝月大师唯简的“清亮敏达”，钱塘海月大师的“清通雅正”，好友王定国的“凛然而清”等等，都是东坡“见之自清凉”的人物，自此亦可返照出他个人的独特气质。更何况东坡亦曾在元丰七年作《别子由三首兼别迟》其二中，想象自己与子由“两翁相对清如鹄”，可见他是以“清”自许的。

至于东坡对外物的态度，作于熙宁十年徐州任上的《宝绘堂记》中，可看出如下识见: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譬之烟云之过眼，

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复 念也。

人们当其于虚静之境时也似乎可以通达“齐死生”，但往往迷于当下的日常行为，不能领略人生的真义和坚持个人的操守。东坡则能于真实中体悟玄远，于细微处见出大道。东坡所了悟的不仅是书画奇物，而是作为“物”的本身。早在熙宁七年，他在得超然台之乐时已经表达了这层意思:“人之所欲无穷，而物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 （《超然台记》） 这自然是承袭庄子“游于外物”的哲学。这样的“适然”到了黄州时期由于境遇之故而终臻于《赤壁赋》中物我两化的境界。

从早期的清刚到后期的适然，东坡的思想气质变化了，诗文的格调也随之由“清”走向“淡”。“淡”是“清”的至高境界。东坡追慕渊明的，不正是这人生“淡”的真味吗?东坡的“清”，是在“才清”之外不断地加进人生的底色，使得反映在诗文词中的这个“清”，愈加地丰赡，同时亦愈加地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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