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发展与山川风物、民俗经济状况的关系甚大，因而往往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在古代交通阻塞，文化交流不畅，则其地区差异尤为明显。江西在宋代即为诗文重镇，文化思想十分活跃;入元山川鼎革，科举废，士人地位发生极大的变化，正统儒学的约束尽去，于是人人争为奇变，敢为天下先，乃形成有别于其他地区的以狂怪诡谲为尚的文学风貌。对此，当时的批评家已有许多评说，吴澄《鳌溪群贤诗选序》云:“《诗经》有十五国风之别，土风各不同。……国风远矣，近年有中州诗、有浙间诗、有湖湘诗，而江西独专一派。江西又以郡别，郡又以县别，岂政异俗殊而诗至是哉!山川人物固然而然，土风自不可以概齐也。”中州诗以元好问、刘因为代表，沉郁悲壮，多清刚劲健之气;浙间诗以戴表元、袁桷为代表，师唐音，尚韵致，格调清雅，又或如仇远、白珽，以自然为宗，清空流丽;湖湘诗可以吴子高为代表，其诗尚法度，以性情为本，最得古人风雅之意。以上诸地域诗风各异，然从传统诗学的观念看，都还属于“正”或“雅”的范围，独江西一地文风特异。德兴徐明善《学古文会规约序》云:
自至元庚寅（1290）至大德乙巳（1305），予于江西凡再至，何今之士异于昔之士也!浮艳以为诗，钩棘以为文，贪苟以为行，放心便己以为学，是皆畔于圣人而朱子所斥者。
所称“钩棘以为文”即是指刘辰翁、刘将孙等变欧、曾雅正平畅为诡奇丽的文风。徐明善认为这与江西的士风有关，其思想根源乃在“放心便己以为学”，即陆九渊的心学。戴良《题杨慈湖所书陆象山语》云:“陆文安公（九渊）之学由中庸尊德性而入，故其用功不以循序为阶梯，而以悟入为究竟，所谓传心之学是已。斯学也江右诸公多得其传。”宋末元初陆氏心学在江西的影响较大，表现于文学，遂出现一种师心自用、主张新变的创作倾向。其代表人物即是刘辰翁、刘将孙。当时吴澄为江南大儒，论学倾向于陆九渊，论文亦推崇刘氏父子，云:
叙古文之统，其必曰唐韩、柳二子，宋欧阳、苏、曾、王、苏五子也。宋迁江南百五十年，诸儒孰不欲以文自名，可追配五子者谁与?国初刘会孟氏突兀而起，一时气焰震耀远迩，乡人尊之，比于欧阳。其于尚友，式克嗣响。夫一家二文人，由汉迄今，仅见眉山二苏。而尚友之嗣会孟，不忝子瞻之嗣明允。呜呼，盛矣! （《刘尚友文集序》） 吴澄认为刘氏父子诗可名家，文可追配欧、苏，评价极高。
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号须溪，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景定三年（1262）进士，以忤贾似道，出为濂溪书院山长。入元不仕，勤于著述。有《须溪集》一百卷，已佚，今人辑存十五卷。“尝评骘唐宋诸家诗，又著《三子口义》、《世说新语》、《史汉异同》，士林服其赏鉴之精。” （杨慎《升庵集·刘辰翁传》） 其评点之作对当时文风影响甚大。欧阳玄《罗舜美诗序》云:“宋末须溪刘会孟出于庐陵，适科目废，士子专意学诗，会孟校点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众翕然宗之，于是诗又一变矣。”刘辰翁论诗评文最倡导变化，不受拘束。其《赵仲仁诗序》云:
文人兼诗，诗不兼文也。杜虽诗翁，散语可见。惟韩、苏倾极变化，如雷震河汉，可惊可快，无复可憾，盖以其文人之诗也。诗犹文也，尽如口语，岂不更胜。彼一编一曲自擅，诗人诗靡靡焉、局局焉，无所用其四体;而其用于文也，亦复恐泥，则亦可以眷然而悯哉!
此文批评刘克庄所提倡的“诗人之诗”。他认为诗应当和文一样，以气势变化取胜，故特别推崇韩愈、苏轼之以文入诗，打破诗歌固有的格调。他又倡导“诗无改”，云:
诗无改。法生于其心，出于其口，如童谣，如天籁，歌哭一耳。虽极疏赣朴野，至理碍词亵，耳识者长有以得其情焉。 （《欧氏甥植诗序》）
“无改”之说否定“法”，否定外在的从“词”、“理”出发的诗歌的种种清规戒律。“无改”则真，则能“率性”，无不可写，无不可道，虽“理碍词亵”也不妨，所谓“能率意自道，出于孤臣怨女之所不能者，随事纪实，足以名家” （《陈生诗序》） 。此外，刘辰翁还倡导作诗非常理可尽，其《评李长吉诗》云:
旧看长吉诗固喜其才，亦厌其涩。落笔细读，方知作者用心，料他人观不到此也。是千年长吉犹无知己也。……樊川反复称道形容，非不极至，独惜理不及
《骚》，不知贺所长正在理外，如惠施坚白， 特以不近人情而听者惑焉，是为辩。
刘辰翁此文是针对杜牧《李贺集序》而发的。杜牧称赞李贺诗歌意象的“虚荒诞幻”，以为不亚于《骚》，甚至“奴仆命《骚》”，然“理”则不及，因为《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感发人意”。刘辰翁的意见与杜牧正相反，他认为就意象诡谲而言，《骚》之“荒忽”过于李贺诗，李贺诗之长恰恰在于“理”，是理外之理，是“不近人情”之理。意即李贺诗的特点不仅在意象诡谲，而且在于理之诡谲，读李贺诗不可以常理揆之。这样的认识应该说比杜牧深了一层，突破了儒家诗学的伦理规范。其诗如其所论，恣肆而无所拘执。如:
事已矣，泣何为?苏武节，李陵诗，噫! （《苏李泣别图》）
无人知坦腹，水影半楼台。惊谓青虫坠，垂丝何上来? （《戏题》）
其造语奇崛，出乎常格，宋亡后磊落不平之气，大致可识。《戏题》一首尤为诡异，难以推测其“理外”之意。其子刘将孙序其文曰:“先生登第十五年，立朝不满月，外庸无一考。当晦明绝续之交，胸中郁郁者一泄之于诗。其盘礴襞积而不得吐者，借文以自宣。脱于口者，曾不经意;其引而不发者，又何其极也。然场屋称文自先生而后，今古变化，义理沉着，皆有味之言，至于今犹有遗者。” （见《须溪先生集》卷首） 所谓“引而不发”者当即刘辰翁所谓“理外”之意也。
刘将孙（生卒年不详）字尚友，刘辰翁子。宋末举进士，入元后曾主讲临汀书院，官延平教授，有《养吾斋集》传世。其论文主于“证之本心” （《须溪先生集序》） ，必以自己的体会为主，不拘于奇崛或平易。批评世人“于常格外不敢别写物色，轻愁浅笑，不复可道性情” （《黄公晦诗序》） 。尝云:
诗本于情性，哀乐俯仰，各随其兴。后出为诗者，锻炼夺其天成，删改失其初意，欣悲远而变化非矣。 （《本此诗序》）
故文之盛也，如风雨骤至，山川草木皆为之变。如江河浩淼，波涛平骇，各一其势。大之而金石制作，歌《明堂》而颂《清庙》;小之而才情婉娈，清《白雪》而艳《阳春》;古之而鼎彝幼眇，陈淳风而追太古;时之而花柳明媚，过前川而学少年。故昌黎之古文，其小律小绝，无不精妙;东坡之大才，其回文丽句，各极体裁。 （《与姚牧庵参政书》）
以上描写了作诗时自然天成的意兴，行文时浩荡不拘的气势。此意兴、此气势均本于作者个人独特的性情。有其性情，则平亦可，奇亦可，古奥亦可，清丽亦可，无施而不可。其论文的精神与刘辰翁是相通的。然比较而言，刘将孙更重气势，他的文风也要平畅一些。吴澄比较二人云:“若会孟之诡变化，而尚友之浩瀚演迤，语者亦曰:尚友之文非会孟之文，则为知言也。” （《养吾斋集序》）
元初文章与刘辰翁齐名者有赵文。刘将孙《赵青山先生墓表》云:“吾庐陵巽斋欧阳先生，沉潜贯穿，文必宿于理，而理无不璨然而为文。由是吾先君子须溪先生与青山赵公相继。今四方论文者知宗庐陵，而后进心胸耳目，涵濡依响，无不有以自异。”赵文（生卒年不详）字仪可，号青山，宋末贡于乡，宋亡入闽，依文天祥。兵败，遁归故里，后应聘为东湖书院山长。有《青山集》。赵文论诗主张“率其情性之所欲言” （《郭氏诗话序》） ，“至于诗不可以一体求” （《高敏则采诗序》） ，“人生贵适意耳，使吾吟常得句，即常适意，即虽富贵亦不过如此矣” （《王奕诗序》） 。其追求自然适性、无所拘束的创作旨趣大致可见。
元初江西文坛以师心自适为尚，不拘旧格，主张新变。刘辰翁文风最为奇崛恢诡，刘将孙稍稍平畅，然亦恣肆不拘，使人动心骇目。赵文则以另一种清俊的笔调表达其不合于世俗的幽渺之思。凡此种种，均不合于儒家正统的诗文理论及创作旨趣，因而对当时江南的文坛造成巨大的冲击。或欣赏之，或批评之。至大德、延祐时期，元皇朝臻于大盛，延祐开科，进一步导致士人对立情绪的消失。于是正统派的文 学观念在江西地区渐居上风。元中期台阁体的重要作家如范梈、揭傒斯、欧阳玄都是江西人。虞集祖籍四川，从其父虞汲开始即已侨居江西崇仁。在他们的影响下，早期江西奇崛恣肆的文风渐渐地发生变化。刘氏父子的影响缩小，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随之改变。苏天爵编《国朝文类》，于刘辰翁的文章只字不收，只收其七绝《春晴》一首，刘将孙、赵文的诗文亦均无一篇入录。就早年刘辰翁等人对江西文坛的影响及意义，揭傒斯评道:
庐陵为文献之邦，自欧阳公起而为天下之归，须溪作而江西为之变。故江汉被文王之化，无思犯乱;华周感杞妻之哭，而变国俗。其所感虽殊，而人心之变一也。须溪没一十七年，学者靡然去哀怨而趋和平，科举之利诱之也。……须溪，衰世之作也。 （《吴清宁文集序》）
虞集《南昌刘应文文稿叙》评道:
（江西）习俗之蔽:其上者常以怪诡险涩，断绝起顿，挥霍避闪为能事，以窃取庄子、释氏绪余，造语至不可解为绝妙;其次者汲取耳闻经史子传，下逮小说，无问类不类，剿剽近似而杂举之，以多为博，而蔓延草积，如醉梦人，听之终日，不能了了。而下者，乃突兀其首尾，轻重其情状若俳优谐谑，立此应彼，以文为事。呜呼!此何为哉!大抵其人于学无所闻，于德无所蓄，假以文其寡陋，而从之者，亦乐其易能。无怪其祸之至此，不可收拾也。 揭 斯虽然贬抑刘辰翁一派，然犹承认其“变”为“衰世之作”，即还肯定其客观存在的地位。虞集之言则近乎詈骂，所论之片面、狭隘，自不待言。然由此亦可见刘辰翁、刘将孙等人在宋元之际确实是一有影响的具有异端倾向的诗文流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