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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氏"是立足于中国史的内部，从中引出对中国历史发展动向的认识"，而不是单纯凭借"从外部引入的理论"来套中国史实;同时又能"把中国史全部过程，作整体性的观察"，避免了"不能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史的缺陷" （谷川道雄《致中国读者》，见内藤湖南著、夏应元等译《中国史通论》） 。谷川氏的这一概括，准确地抓住了"内藤命题"所包含的学术方法论上的两大精神实质。
其次是命题的开放性。欧美史学界把内藤氏的宋代近世说称之为"内藤假说"（Naito Hypothesis），就是说其真理性尚待验证、补充，并非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更不是可以照搬照套的"指导原则"。事实上，内藤氏提出此说以及中国学者的相关述说，大都是基于他们深厚中国史学功底的大判断、大概括，还未及作出细致的论证和具体的展开（宫崎氏是个例外）。而"上古"、"中世"、"近世"的这套西方史学分期方法如何与"历史决定论"或"历史目的论"划清界线;宋代文化顶峰论能否成立，是否应有限定;宋代和清末民初社会之间千年一脉的历史纽带，也需作出有理有据的揭示，这些都有待后人的继续探讨。
然而，我们重提"内藤命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仅为了求证"宋代近世说"的正确与否，其个别结论和具体分析能否成立，而主要着眼于学科建设的推进与发展。一门成熟的学科，既要有个案的细部描述与辨析，更需要整体性的宏观叙事，其中蕴含有一种贯穿融汇的学理建构，即通常所说的对规律性的探索。由于对"以论带史"、"以论代史"学风的厌恶，"规律性"、"宏观研究"的名声不佳，甚至引起根本性的怀疑。但不能设想，单靠一个个具体的实证研究，就能提升一门学科的整体水平。纲举才能目张，"内藤命题"关心宋代社会的历史定位，关心其时代特质，关心社会各个领域的新质变化等等，就为宋代研究提供了这样一个"纲"。对于我们宋代文学研究而言，也是这样一个"纲"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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