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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媲美。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秦桧自称效“王荆公体”以及周煇对其“语简而意深类此”的评价了，后者的确是中肯之论。
最后，既然“荆公体”指的是“集句体”，是一种游戏之作，那么，为什么研究者往往将它视为王安石后期诗歌创作(主要是绝句)的艺术风格，并且不遗余力地予以推崇呢？(按，就笔者管见，自沧浪以后直至清末，学人论王安石之诗时罕有提及“荆公体”者。最早将“荆公体”与王安石的诗歌艺术特色相联系的似乎是程千帆、吴新雷主编的《两宋文学史》，谓：“王诗在艺术风格上是有特色的，所以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列有王荆公体。”此后莫砺锋《论王荆公体》一文从体裁、风格、语言等方面阐释“王荆公体”，将其视为王安石诗歌创作的代表。)笔者以为，这恐怕主要是受了严羽《沧浪诗话》“大名”的迷惑，所以在解读严羽列出的“王荆公体”时便有意无意地有刻意抬高的倾向；再兼以潜意识里深受传统诗论的影响。比如，从陈师道、叶梦得等人开始，宋人便对王安石晚年的诗歌创作推崇备至，如陈师道《后山诗话》所谓“公平生文体数变，暮年诗益工，用意益苦”；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所谓“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遂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而字字细考之，若经隐括权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许《彦周诗话》所谓“东坡海南诗，荆公钟山诗，超然迈伦，能追逐李、杜、陶、谢”；张邦基《墨庄漫录》所谓“七言绝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顷时王荆公多喜为之，极为清婉，无以加焉”，等等。这样，在解读《沧浪诗话·诗体》中的“王荆公体”时，便自然而然、有意无意地将“王荆公体”和严羽的小注“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联结在一起，从而做出了与诗体本身无涉的阐释。
至于严羽在“荆公体”下的自注：“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关。”愚以为不一定是在解释荆公体，而只是借杨万里的诗表达对王安石诗歌的看法，即在严羽看来，王安石诗体中成就最高的绝句，亦与唐人差了一截。退一步讲，即使有新的材料确证严羽所说的“荆公体”就是指王安石晚年的诗体，也不影响本文对“荆公体”的历史溯源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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