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等魏晋南北朝几部重要学术著作都采用散体，且都产生于北方，这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苏绰、宇文泰对文体改革的尝试 25 ，李谔、隋文帝对应用文体文风的再度强调，并采用行政手段厉行改革，也是发生在北方的重大文学事件。罗根泽对此概括说:“后来首先反对六朝文学者，是隋朝的李谔及王通;而唐代的有名的古文家，除陈子昂外，又大半是北人;就中的元结、独孤及，不惟是北人，且是胡裔;所以古文实兴于北朝，实是以北朝的文学观打倒南朝的文学观的一种文学革命运动。”此后的韩柳也是北人，罗先生认为唐代的古文运动继承的是北朝系统，是以北朝的文学观，代替南朝的文学观，唐初文学逐渐以“北”代“南” 26 。这些看法虽有些绝对化，但认为古文运动肇端于北朝，南北朝迄隋唐倡导并实践古文写作者多为北方人，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
根据本文第三节援引冻国栋《唐代散文作家前后期各道分布统计》、《唐代诗人前后期各道分布统计》知，江南地域（江南道与淮南道）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抑或总量，散文家的数量不仅少于北方的山东区域，就是比关中区域也要少，但在诗人一项中，则显示了江南的传统优势，特别是后期的增幅更大。
诗赋观念的由南向北扩张以及散文观念的由北向南推进，地域文学理念获得超地域的发展，由空间向时间绵延，这并不是对空间特质的否认，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对空间风格的一种延伸和保存。
三 文人的地域分布
关于唐代文人的地域分布，学术界已有一些成果出现。如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一书中分别绘制出《唐代的诗人》、《唐代前期的进士》、《唐代后期的进士》三图 27 ，直观清晰，殊见功力，且是此类研究的开创，经常为人们所征引和称道，唯陈著没有交待所用文献及资料的出处，不便于复核和验证。
史念海《两〈唐书〉列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一文 28 ，将两《唐书》中能具知本贯的一千九百多人依据本贯的道州县分布，图、表、文皆备，并有详尽的解释说明，是此类研究中的扛鼎之作，唯因两《唐书》所记本贯及郡望错综复杂，加上士族的归葬地、迁徙后的现住地等形成“多家形态” 29 ，更形复杂，史先生在取舍中偶有自相矛盾处。
费省仿效乃师史念海先生，撰《唐代艺术家籍贯的地理分布》 30 ，篇幅虽不大，但材料整齐，析置亦更准确。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中辟专章讨论《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 31 ，其中涉及到唐代文人分布，篇幅虽简短，但精当深刻。
曾大兴著《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一书 32 ，其中第五章为《隋唐五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第一节分布格局依姓名、籍贯、今址、县州郡统计列表，第二节探讨分布成因，更加细致深入。
陈尚君《唐诗人占籍考》一文 33 ，充分利用各种文献并参考今人研究成果，于望贯取舍，亦有一以贯之的原则，后出转精，可信度较高。
此外，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一书 34 ，亦曾根据《新唐书·文艺传》、《登科记考》，日人平冈武夫、市原亨吉编《唐代的诗人》，今井清二编《唐代的散文家》等文献，经研究并绘制出《唐代诗人前后期各道分布统计》、《唐代散文作家前后期各道分布统计》、《唐代进士前后期各道分布统计》等表，简明直观，从量化的角度比较出各道人物分布及前后期变化，极有参考价值。
下面将史念海 （简称“史著”） 、冻国栋 （简称“冻著”） 、陈尚君 （简称“陈著”） 的有关统计成果按三大地域列表，便于比较分析。因各家所依据的统计文献不一，对人物望贯的理解不一，统计对象亦不一（人物、文学家、进士、诗人或散文家）、统计时间不一（总计或前后分期），故统计结果自然有许多差异，但是若以道为单位，或以本文的三大地域为单位，还是能看出一些分布规律。
1.关中地域
2.山东地域
3.江南地域
综括以上三表可以看出:就总量而言，山东人才最多，无论是两《唐书》中的人物，还是进士、散文家抑或诗人，都名列第一，说明传统的文化中心仍具有极大的优势，而关中地域除两《唐书》中的人物及进士两项外，其余各项都不及江南地域。
就前后期的分布变化来看，各地域后期大体都比前期人才数量有所增加，其中尤其以江南地域增加的幅度最大，特别是进士、散文家、诗人三项增加的比例最高，孙国栋通过对南北方进士科与明经科人才的消长比较分析说:“南人以灵秀之姿及六朝以来文学传统，崭然从进士科露头角，故中唐以后，南方寒士入官较中唐以前比例增多，所以谓晚唐进士科之盛，可以觇南方寒士上进之趋势则可，若遽以晚唐进士科代表寒族则未可也。大抵南人重进士之趋势至宋而益明，欧阳修谓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正谓此也。”“自板印经史之流行，寒士得书日易，此与教育之普及，相辅相成。当时尤有一事可注意者，即书籍之保存，多在东南，此区域均为寒士之新土，北方大族之旧乡，书籍反见残缺。” 35 这一变化趋势显示出南方大开发中新兴的经济文化中心的再度崛起，说明文学的空间差异在晚唐五代仍然非常明显。
四 关于三大地域文学独特性的重新思考
唐代文学的发展既有时代性，又有地域性，既有某些共同的普遍性的特征，又有个别的独特性，每个地域因其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决定与限制，形成自己独特的传统与区别性特征。所谓的“仰天文而窥日月，虽共光华;凭地理而考山川，即殊南北” 36 。入隋以后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中指出:“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论及南北方自然环境对语音及人的气质的影响。周祖谟具体分析道:“南北语音不同，各有土风，北方大致以洛阳音为主，南方大致以金陵音为主，梁益、秦陇、荆襄当又有异。” 37 在《颜氏家训·风操》中还谈到南北性格的差异:“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别。……此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别，欢笑分手。”陆法言《切韵·序》中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方音的差别也是文化差别的一个侧面。唐代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南北朝及隋代相比，并未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故这种差异仍然存在，唐人陆德明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巨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重浊。” 38重浊与浮清、清绮与贞刚、声律与风骨的融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融合以后的个性特点与地域特点仍无法消解。那种简单地将文学纳入到一个统一模式中的企图，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有害的。理想的文风应该是“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 39 。一定要说融合的话，那么诗风的融合应该是五色成章、八音繁会，仍然是不同之同，或者说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大同”境界。
唐代文学中的诗赋开始于南方绮艳诗风的北渐，兴盛期南北诗风趋向整合，但安史之乱后，北方士人大量南迁，南方的重要性重新突显，唐末时南方绮艳诗风再次复归。唐代文学中的散文崛起于北土，逐渐向南推进，主要作家又都是北方人。虽然在有唐一代，散文并没有能取代骈文，但是散文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散文的实绩为人们所注目。故如果说唐代散文理论家及创作者主要是北方人的话，那么到了宋代，连散文这块阵地，也主要被南方人所占领，宋代古文的六大家都是南方人，仅这一点足以说明南方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决定性胜利。人们只注意到文学盛衰系乎国运兴亡，与政治曲线同一起落，没有能充分考虑经济文化重心的倾斜与转移对文学空间差异的强化与突显。
文学的整合、文风的合流，永远只是一种趋势。魏徵《隋书·文学传》序中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一般以此作为南北文学统一的证据。但实际上，魏徵并没有提供南北文学合流的证据。从字面来分析，魏徵讲“若能”云云，是一种假设，表示希冀，只是一幅儒家理想主义的蓝图。“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实际上做不到，理论上的合理性也值得商榷。试图将唐代文学的丰富复杂，用点评式的只言片语或教科书的逻辑范畴简单归纳，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文学的特征是个性，是丰富多彩，不可能用一个模式去规范，泯灭了地域差别，消解了空间风格，文学就变成了文化快餐流水线上统一规格的商品了。 本文的结论是:
一、由于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的不同，关中、山东与江南三大地域各自形成独特的文学传统，秦声、吴歌与齐讴可以说是三大地域中最具代表性并富有地域色彩的音乐文学，对唐诗的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唐代取得辉煌成就的两大文体诗歌与古文，亦与地域文化密不可分。诗歌的发展路径是由南向北，唐诗肇端于南方诗风北渐，最后又结束于南方诗风的弥漫;古文兴起于北地，并由北向南推进，其理论倡导者与创作实践者亦多为北方人，但到了宋代，古文亦为南方士人所擅长;
三、唐代文人的分布亦具有地域特色，唐前期次序为山东、关中、江南，唐后期则变为山东、江南、关中。这种变化显示出历史机运的潜转暗换;
四、由于文学的地域传统及各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唐代文学仍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文学的统一与合流仅仅是一种理想，文学的空间差异始终存在。大唐之音，和而不同。
注 释
①参见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218页。
②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③《五杂俎》卷三《地部一》引。
④参见谭其骧《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复旦学报》1986年第2期;又收入谭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⑤唐代的文化既有南北之别，还有东西差异，笔者拈出关中、山东、江南三大文化区域，即含有对此两个层面意义的体认。详参拙著《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第一章，中华书局2003年版。
⑥见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卷四六。
⑦《左传·襄公十八年》及杜预集解。
⑧《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
⑨《文选》卷四一杨恽《报孙会宗书》。
⑩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96—397页。
11《汉书》卷六九《赵充国辛庆忌传》赞论。
12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二《求猛士诏》。
13《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四》，王文锦等点校本，第五册，第4560页。
14参见拙著《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第二章《关中方土风气与文学趣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后汉书》卷六○上《马融列传》。
16皎然《诗式·淡俗品》。
17皎然《玄真子画武城赞》。
18此段论述参见赵昌平《“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又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一书，分别讨论了浙东诗人群、浙西诗人群、苏州诗人群等与集会总集的关系，对南方地域与诗歌的理解更为深入，可参读。
19此段对李白作品的论述参见肇明《“新弦采梨园”、“醉发吴越调”——李白诗歌与剡中戏曲的关系》，《中国李白研究》98—99年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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