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成员黄人在其作于1909年的《清文汇·序》中写道:“中兴垂五十年，中外一家，梯航四达，欧和文化，灌输脑界，异质化合，乃孳新种，学术思想，大生变革。”这段话，客观地描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晚清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变革和创新与西方文化的输入大有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也不例外。回眸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进程，理论反思的思想语符总是自然而然地会链接到西方文学理论尤其是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上来。换言之，西方文学理论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中一直面对着的一个绕不过去的“他者”存在。对此，在现象形态的事实认定上人们一般不会有什么异议。但是，从价值评判的角度来说，如何认识西方文论的引进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关系却成为一个歧见纷纭、并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不过，难于回答却又不能不给予回答，因为这一问题既涉及到对百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现代进程的科学认识和总结，更关系到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未来走向和创生策略。

应该说，西方文论的引进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关系问题并非一个纯粹学理性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问题。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我们应该有一种历史主义的审视态度，回到历史，给予实事求是的看待。而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是:在已经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我们对于西方文学理论基本上奉行的是鲁迅先生所主张的“拿来主义”，拿来多多，取用多多，而立足于本土理论自主创新的转化、融会却相对薄弱得多、贫乏得多。任何思想的发生都有其历史的规约性，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包括文学发展中“拿来主义”的盛行也是有其时代根由的。由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西力东侵的背景下起步的，中国文化包括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发生也大大落后于西方，因此自19世纪末叶起，许多秉持救国、维新思想的中国学人实际上便根据现代化进程的先发与落后为中西文化做了旧与新、落后与先进的时序排列和价值评估，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视为落伍守旧、不切现代之用的东西，而将西方现代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悬想目标和理想，以为只要通过对于西方现成文化的引进即可满足中国现代化进程之需，即可以新国、新民、新中国之文化与中国之文艺。这样一种看待西方文化包括西方文学理论的观念深深地积淀在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学人的意识之中。从早期对西方现代文化和文论的倾心服膺，到后来对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教条主义的机械膜拜，再到近二三十年来对欧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论的盲目追随，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始终引领着理论话语的时代潮流，占据着学术论坛的主导位置，真可以称得上风光无限了。

但是，“拿来主义”的盛行有其历史功绩也生成了难以掩饰的流弊。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风东渐的文化风潮日盛，王国维、梁启超、鲁迅等人率先借助于西方近现代文艺美学的理论资源发起了对中国传统文论观念的冲击，开启了中国文学理论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化时代历程。五四运动以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又以更为磅礴的气势传入中国并很快成为中国现代文论行程的主导力量。可以说，没有西方现代文论和同样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引进与传播，就不会有为艺术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及为政治而艺术这样一些现代文学观念在中国的发生，而这样一些文学观念以及围绕这些观念构筑起的理论符码系统与中国社会由古典向现代转型时期的艺术审美文化的发展需求大体上是相适应的，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也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推进作用的。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充分肯定。同时，也还应该看到，一味地追逐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也造成了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一个幻觉:以为滋生于西方社会文化与文艺现实基础之上的文艺理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因此可以不必考虑中国文化与艺术的特殊语境，只要拿来就可以点石成金，产生效用。沉湎于这一幻觉中的理论家们往往醉心于对西方理论追新逐“后”的欢愉，醉心于能用西方的话语与西方人接轨与对话，而忘记了理论引进的目的在于解决我们自己实践中和理论上的问题，在于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现代理论，因而也就常常忘 记了理论引进中必要的创造性转化与会通。直白点说，一味地奉行“拿来主义”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观点和理论武器，也造成了中国文学理论界思想的懒惰和自我创造能力的弱化，这就像过度的货物输入会压跨了一个国家的民族工业一样。由于自我创造能力的弱化，我们便不能真正拿出可以与国际学界交流互动的真货色，而只能摭拾他人话语。与此相关的一种理论景观便是:当一种理论在西方遭到被新起理论否定的命运时，在中国也只能演出同样的悲喜剧。致使是我们所最为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一度走进死胡同，直到今天仍在艰难地探索其新生的出路。这其中确有我们应该加以反思的东西。

鉴于上述分析，在新的世纪当我们再来思考西方文论的引进与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时，我们应该学会从过往的历史中汲取足够的思想智慧，坚持一种更为全面、辩证的观点与策略。一方面，要肯定“拿来主义”在今天依然是有必要的。因为文学理论是一个民族的文艺实践和审美生活的理论总结，也是一个民族的生存境况和生活智慧的精神写照，拿来他人的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他人、理解他人，从而有助于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同时，越是多多地拿来他人的理论，就越是能够加深我们对世界文化多样性与丰富性的认识，从而有利于我们形成全球化的学术视野和开放包容的文化胸怀，并本着互补、互识的原则积极地参与到全球化时代世界性文化景观的共建中来。另一方面，应自觉地转换引进西方文学理论的重心，从简单地拿来、现成地取用转向拿来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与融通，转向本土化理论的创造性建构。从根本上说，引进他人的理论不仅仅是为了从外位性的视角了解他人、理解他人，以便于能够与他人交流与对话，同时更是为了获得理论的借鉴，在消化、汲取他人理论营养丰富自身的基础上最终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本土化的理论，唯其如此，我们才有与他人交流与对话的主体资格，有输出理论、影响他人的资本。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中指出，在中西文明交汇竞争的时代，文化上的创造应该“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尔后国家才能强大，文化才能昌盛，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没有“别立新宗”的本土化创构，就永远只能跟着他人说、顺着他人说，而跟着说、顺着说实乃西方话语的复制，并不构成真正的交流与对话。

西方文学理论的本土化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可以说，从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和美学引进之初，这种本土化的努力即已开始了。王国维用席勒和康德的美学与美育理论发掘孔子的美育思想，用西方现代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切入传统意境理论的研究，梁启超借鉴西方政治小说的思想理路而倡导小说界革命，如此等等，足为证明。但是，由于前边所已指出的流弊使然，这种本土化的努力收效并不显著。现在重申西方文学理论的本土化问题，首先应对本土化本身有一个新的不同既往的历史定位和价值定位。在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刚刚发生之时，本土化往往是与传统、守旧、落后的民族性相关联的，因此追求新潮与进步的文学理论家自然就不屑多顾甚至不愿提及，而只愿在一味拿来中享受新潮涌动对本土旧传统的冲击之乐。然而在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不仅造成了世界一体化的新格局，也由于民族国家的独立和维护各自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需求而加剧了世界的分化和本土化，因而当今的全球化，已非以往那种单纯的西方化，它一方面意味着现代性工程的世界性展开，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民族国家对世界事务包括文化共建的更多参与，也就是说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或中心的建立，相反却意味着中心之缺失，意味着联合与分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向发展。因此，为了更好地参与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共建与互动，民族性的守持，本土化的理论创构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和条件。以全球化的视野做本土化的学术，这是时代对一个当代学人的要求。

自然，西方文论的本土化不是仅有一个认识的自觉即可大功告成的事业，而必须落实于具体的理论创造活动之中。从理论创造的具体途径上来看，我认为如下三点应加以特别的强调:一是西方文论的引进应与中国文论传统（包括古代传统与现代传统）进行有效的融通。引进的理论要通过与中国文论的对话激活已有的传统，并由传统对新引进的理论加以吸纳从而扩展传统。这也就是说，引进的理论要能融入传统的母体，为我所用。二是西方文论的引进应该与中国艺术文化发展的现实需求进行有效的对接。文艺理论只有与艺术文化实践形成互动才有价值。一种引进来的理论不能有效地呼应本土艺术文化实践的现实需求，也就难以转化为被本土所用的东西，从而也就难以拥有持久的学术生命力。三是要进一步强化文论引进与建设的问题意识。学术是由问题构成的。中国的文学理论创造要始终聚焦于本土化的审美文化问题，从民族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境遇出发，勇于探索与叩问具有全球性关联的本土性问题，并且要从自身所要解决的问题着眼审视西方文化和文论，做好选择、转化与融通的工作。缺乏问题意识的理论研究是不会有什么创造性的，而缺乏问题意识的理论引进也往往是盲目的，难以真正为我所用，从而难以在本土生根开花，结出芬芳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