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同”和“通”

　　在中国古代，“同”和“通”是一种相关的整体性观念。这不仅是对世界状态的一种动态描述，更是对于人的认识和把握世界方式方法的一种高度概括。也许从原始思维角度来讲，人类面对千差万别的事物，通过比较沟通来扩大丰富自己的精神，有助于认识和把握世界。而中国古代在这方面形成了一套系统完整的哲学美学方法论体系，贯穿于整个历史哲学与美学的历史探索中。有了“同”和“通”，中国哲学美学可以说是无处不到，无所不通，从《易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到刘勰妙言“通变”之术；从董仲舒讲的“同类相动”到王国维沟通中西美学的悲剧观念，不仅创造了东方神秘主义的幽深奇境，而且打开了更全面广泛融合世界多种文化思想的大门。其实，中国哲学的最高概念“道”本身就包含有“通”的意义。所以海德格尔读《老子》时，就认为“道”就是路，因为有路才能“通”。

　　这也是我们今天认识和把握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景观的一个起点。当我们放眼近一个世纪以来文艺理论的发展时，就会发现古人的智慧明灯仍然在那里闪闪发光。应该说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发展本身，就是一部新的、更大范围内的“同”与“通”的历史。中国人在文学中再一次发现了“同”——这个“同”是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化相交接，相交流，同呼吸，共命运的“同”，同时又是在多样性的文化选择中保持和发扬自己特色的“通”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通”成了中外古今文艺理论交流融合的桥梁，中西传统在这里进行碰撞和交流，传统与现代在这里进行对话和应变。

　　20世纪中西文艺思想的交流已被一些学者纳入到了新的文学史框架之中。这首先是因为理论思想本身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据着特殊重要的意义。所谓特殊是指中国20世纪文学发生发展的文化语境与西方不同，它不仅是一种文化转型期的文学，而且是在各方面都直接受到外国（主要指西方）文化思潮冲击和影响下的文学。所以我曾把这种情况称之为“意识的先导性”。也就是说，在文学发展中，常常在并没有相应的文学创作实践作为基础，甚至文化阻力相当大的情况下，作为理论观念的意识首先进入了文学，继而才引起了创作上的变化和反响。所以，中国20世纪文学总是先有了“主义”的理论（虽然并非是完备和完善的理论）和提法（虽然并非是准确的提法），然后才有了这一方面的创作，而且这种情况经常和所谓“真”“伪”或者“是否合乎国情”之类争论搅和在一起。

　　中西文艺理论的交流引起了一系列文学裂变和矛盾，人们当然感觉到了理论与创作、创作与欣赏，创新与传统之间的巨大鸿沟，冲撞的阵痛和断裂的困扰时常发生，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持续不断的文化焦虑。人们总是有一种失去了确定的精神意识的支撑点的感觉，在种种理论选择中不知道应该依据何处，是东方的源流，还是西方的文化，是中国的传统，还是外国的现代，而在不同的文化情势下又常常不得已从一个支点跳到另一个支点。所以，从“新方法热”又转到“国学热”，此类的循环转向在现代中国已多次发生，看来还得继续下去。

　　我并不对这种情况过于悲哀。相反我倾向于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一种交流的持续过程。因为人们之所以感到迷乱和困惑，是因为还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东西方文艺理论交流的内在意蕴，并没有真正在东西方文艺理论交流之中发现、理解和把握它们的相通之处。换句话说，这种交流是发生了，但是并没有完成，因为它还没有真正地“通”，在文学意识中形成某种浑然一体的观念。

二　关于“变则通，通则久”

　　在中西文艺理论交流中，“通”是要靠坚实的学术建设起来的。要达到庄子所说的“道通为一”的境界，要克服和超越东西文化中的种种限定，对于中西文艺理论交流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探究，从多样性的冲突中“复通为一”，从一种理论的变化和变异中“知通为一”，从而使文学从种种对立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回复到它本原的、无东西方文化限定的生命状态，否则，中国文学意识中的“朝三暮四”，忽西忽东状态会一直困扰文学和人心。

　　学者辜鸿铭1924年说道：“有名的英国诗人吉卜林曾说：‘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二者永远不会有融合的机会。’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说有它的合理处。东西方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多差异。但是我深信，东西方的差别必定会消失并走向融合的，而且这个时刻即将来临。虽然，双方在细小的方面存在有许多不同，但在更大的方面，更大的目标上，双方必定要走向一起的。”这里当然包括中西方艺理论的交流。也许“同”的相同意义只能是一种期待和希望，只能表现在“更大的方面，更大的目标上”。如果说“同”具有同源、同在的意思的话，那么同源至今还是一种假设，而“同在”则是一种现实状态，它是一种多样性相通的共同存在。所以，如果说“同”是整体性的“通”，那么“通”就是一种具体的、在交流中彼此契合、内外相通的精神跃进和充实过程。《易经》曰：“一合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对于20世纪中国东西文学交流来说，可以转言之：“一东一西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正是东西文艺理论的交流，带来了20世纪中国文学在观念和创作上的巨大变化，而我们只有在这种不停的相互交流、比较和对话中，才能“变而通之以尽利”，才能“推而行之谓之通”（《易经·系辞上》）。

　　可惜，这种“通”的学术工作做得不够，这也是导致20世纪中国文学经常出现精神迷乱和困惑的原因之一。这一方面是由于20世纪中国东西文艺理论交流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内容太丰富了，这种交流只能流于表层的介绍和宣扬，而缺乏深层次的沟通和理解，因此交而不合，流而不通。而另一方面则确实因为近百年学术环境和氛围欠佳，学术研究难于获得一段较长的时间和宽松的空间。这也就更使得有志于此，潜心研究的学者数量极少。缺少厚的积累，自然也难有通的见识。

　　当然，在东西文艺理论中求“通”不易。《易经》中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说“通”首先要明白其“变”，同时，真正的“通”经得起时间检验，有概括性，能够“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经·系辞上》）。就文艺理论来说，要达到“易穷”就很不容易，这意味着对东西方的一些基本文学观念和观点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和认识。至于这些观念和观点在历史传播和阐释中的变异和转换，要搞清楚就更难了；如果这种变异和转换在某种相对稳定和单纯的环境中进行，尚比较容易理出线索和脉络；至于在一种跨文化的环境中交流，那就更难上加难了。

三　“通”——关于一种理论方法和思维方式

　　求“通”不仅要研究交流发生的原因、动机及其内在机制，探索一种理论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变异和重新塑造过程，而且要在对形而下的具体现象和材料的分析研究中，发现在大文化范围内推而行之的、形而上的文学之道。就前者来说，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的交流过程蕴含着独特的文化意味，其本身就蕴藏和表现着某种创造力。种种西方文艺理论流入中国，不仅影响了中国文学，而且其本身也得到中国文化的重新塑造，它们被简化、被切割、被补充和被丰富。这里牵扯到种种隐性文化传统及心理因素。

　　交流永远是双向的，不管这种交流是何种流向，交流永远是一种往来，一种对话和一种彼此磨合。从表面上看，20世纪中国东西文艺理论交流主要是西方流向东方，外国影响中国，所以人们往往看不到或者忽略了同时进行的另一种流向和影响。一些研究者只是在目所能及的范围内考察这种交流，所以只注意到表面的河流，而看不到或者忽视了另一种潜在的或隐性的河流，它从东方流向西方，以东方的文学精神影响和陶冶着西方文学。

　　其实，交流本身就已经动摇了以西方理论为本源为中心的观念。理论的进步与理论之间的相互交流，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彼此促进的。这对于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18世纪以来，很多欧美传教士或学者进入中国，以不同的方式了解中国文化，学习中国文学，把它们介绍到了欧美，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欧洲的“中国学热”在18世纪已很风行。生活在本世纪与上一世纪之交的中国学人辜鸿铭曾谈到欧洲新道德文化意识的产生与东方文化传播之间的关联，他写道：“但值得奇怪的是，迄今为止一直没有人知道也估计不了这些法国哲学家的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们对耶稣传教士带到欧洲的有关中国的典章制度所作的研究。现在无论何人，只要他不厌其烦地去阅读伏尔泰、狄德罗的作品，特别是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就会认识到中国的典章制度的知识对他们起了多大的促进作用：如果它对杜·克罗斯所谓的‘理性胚芽’的兴起没起什么作用，至少对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由思想之迅速发展与传播是起过促进作用的。……这对上帝神灵真是一个极大的嘲讽，在此，我不禁要指出，那些来到中国，要使异教的中国人皈依其宗教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们，他们应当使自己成为给欧洲传播中国文明思想的工具。”

　　这种说法有点夸大，但至少可以提醒我们注意文化交流（包括文艺理论交流）的双向性，研究这种交流不能拘泥于表面而要注重探索更深远的精神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