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男孩、女性主义批评

    男孩教育女孩化

　　男孩因此成了“有缺陷的女孩”
　　2006年1月23日的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是一群表情木然的美国男学生，一行醒目的标题是“男孩的麻烦”（The Trouble with Boys）。该期的封面故事是《新闻周刊》资深编辑塔雅（Peg Tyre）撰写的文章《男孩的麻烦》，题目源自迈克尔·汤姆森（Michael Thompson）的畅销书《抚养该隐》（ 现已成美国教师的案头书）。该隐是《圣经》中亚当、夏娃的长子，杀弟弟亚伯，所以成语“抚养该隐”喻指招惹是非，自找麻烦。文章中引用了一些教育科研机构的调查数据，说明美国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个教育层次，男生与女生的差距正在拉大：小学男生情感波动、学习困难、语言有障碍的情况比女生多47%，男生学习能力低下者为女生的两倍，留级的比率比女生高60%，更多地进入“特殊教育班”（即我们通常称之的“慢班”）。初中男生的标准化考试成绩比女生平均低11分，自杀率比女生高200%，死亡率高36%，受伤害比例比女生高78%。高中辍学男生比女生高33％，吸毒比女生高30％，升大学意愿比女生低22％。而到了大学，1970年至2000年的30年中大学本科男生比例下降了24％，世纪末时只占44%，而30年前这个比例是58%。
　　有意思的是，这个问题在世纪之交提出具有更大的背景，而且女性主义在其中竟难逃干系。促使这种情况出现是因为男孩教育女孩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教育体制似乎受到了女性主义的负面影响：过去20年的教育体制把好学生的标准量化，从幼儿园起，循规蹈矩和语言记忆成了评判成功的原则，儿童从6岁起就开始接受标准化考试，以此为导向的授课灵活性越来越少，课堂注重语言训练，要求学生守纪律，轮流发言，增加提高班人数和提高考试成绩成了教师追求的目标。在这里，女孩的行为方式变成了男孩的行为准则，女孩的优势成了评价男孩的对照，相当一部分男孩也就因此成了“有缺陷的女孩”。男孩的特征是多动、大脑组织杂乱、行为难以调教、爱钻牛角尖，以女孩的行为和思维方式来量化、规范男孩，无疑突显了男孩的劣势，“放大”了男孩的“不利”因素。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男女差异现在被突出地描述为“与生俱来”的性别差异：男孩子“生物上、生理上、心理上都和女孩有差别”，教师必须正视这些差别，摒弃“生物学上不尊重男孩子的教育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半个世纪之前女性主义兴起之时强调的正是男女差异的“后天习得”性。波伏娃在《第二性》（1949）中就指出，生物科学证明性别特征不是由永恒不变的生物因素决定的，她的结论“女性特征现在不存在，过去也从来没有存在过”曾经鼓舞过一代女性主义批评家。巴特勒在其名著《性别困惑》（1990）中也宣称：性身份是个自由流动的变数，不同的性展示行为构成不同的性别认同。
　　世道真的变了！
　　30年前，女孩教育落后，因此1972年美国制定联邦法案，强制性规定学校要在教室里和活动场所为女孩提供平等机会，并为此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提高女孩成绩。1992年美国大学女性协会报告说，女孩在数理化方面仍然落后于男孩。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女孩在所有方面已经赶上男孩，很多女性主义者仍然把女孩描绘得“可怜兮兮”，继续争取巨额资金支持女孩教育，“让已经明显恶化的男孩现状持续恶化”。于是，各种“挽救”矫枉过正的措施纷纷出台。如盖茨基金会就因此拨款10亿美元以支持男生教育研究，各校针对男孩特点纷纷建立“男孩友好班”， 要求老师善待男孩，采取适合男孩特点的教育方式。

　　问题反映出批评理论的“困境”：偏离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其实，女性主义和黑人文学的“困境”反映的是批评理论的“困境”。乔纳森·卡勒在一部批评理论史的结尾说：批评理论提供的不是一套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质疑思考的出发点，提供继续思考的前景。但是世纪之交时，专事批判的激进理论其锋芒“早已所存无多”，而且它的锋芒所指逐渐偏离上世纪60年代以来“批判”理论所关注的社会现实，而越来越多地转向自我批评，时常流露出一种自我检讨乃至自我否定。德里达去世前不久就说自己是一个“保守的人，热爱传统体制的人”，对“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人的伟大典籍”从来都是充满敬意（《外国文学批论》2001/4，160）。斯皮瓦克也坦言，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全球化相比，批评理论显得微不足道，用理论来“匡正时弊”只是理论家的“幻想”，自居“边缘”的“世俗知识分子”甚至就是中心的同谋。被解构主义批评家保尔·德曼称为“极少数真正懂得批评理论的人”的斯坦利·费希在《顺其自然》（1989）一书里对形式主义做了迄今最为深刻的剖析，但他同时也指出：如果我们不再自欺欺人，就应当承认，形式主义其实一直就是人们思维的普遍样式，不会因为批评理论的一厢情愿而垮台。言下之意，人们还是愿意相信意义有明确的客观存在，由纯客观因素所制约，不以阐释者的主观意愿或者所谓的语境链所左右等。这个结论是对激进的后结构主义思维的否定，是当年的后结构主义者如今的“大彻大悟”，显得既深刻又无可奈何。费希在《专业正确》（1995）一书中，针对左翼批评理论所依据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提出“专业正确”（ Professional Correctness）：前一个“PC”风光了30年，在政府法律（“平等权利法案”）的推动下，已经形成了一种大众意识，批评理论也在这种氛围下表现出政治化和跨学科倾向，曾一度非常时髦。但是费希却对这种作法提出批评，质疑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当然也包括女性主义）那种张扬的政治批评，期望用另一个“PC”（专业正确）取代“政治”正确，重新认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耶鲁的解构大家布鲁姆现在也呼吁拆除后结构主义“政治正确的庙堂”，消除多元文化、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族裔研究等“十字军运动”造成的“邪恶”影响，重新拾起所谓的“文学正典”，把被“传媒大学”（mediaversity）搞乱的文学传统恢复成昔日的文学圣殿（university）, 尽管他本人对此并没有多少信心。

　　批评理论如果无法适应新的社会变化
　　就会遇到各种“麻烦”
　　由此可见，男孩所遇到的“麻烦”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遇到的“麻烦”之间有某种联系，正如美国教育部长玛格丽特·斯拜林斯指出的那样，这样的“麻烦”对美国的经济、社会、家庭和民主具有“深远的影响”，这里指的当然是负面影响。对资本主义而言，由达尔文、马克思、尼采、爱因斯坦、弗洛伊德而来的现代批判传统是有限度的，那就是不能动摇（男性）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否则这些思想的传播就必然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麻烦”。2006年4月27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专栏编辑”文章《多元文化的末日》就认为，“左翼思潮”只是一群女性主义、黑人、同性恋的喧嚣，不能代表美国大众。过去的女中豪杰或者黑人领袖现在看上去倒像是“旧日电影里的休闲服饰”，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因为“过去几年中，多元文化已如明日黄花”。曾经力挺多元文化的民主党意识到，竞选时少数族裔远不如白人蓝领说话算数，后者感兴趣的是个人的钱包经济，而不是性别和肤色的平等。最主要的是，“9.11”之后，美国民众的国家意识大增，不屑于多元文化的“小圈子利益”；同心同德，一致对外，奉献精神，牺牲精神，已经成为新的时尚。当今的美国社会，隐隐给人一种似乎回到上世纪50年代冷战时期的感觉，难怪《多元文化的末日》最后以“欢迎你，哈里·杜鲁门”而结束。
　　因此，如果批评理论面对新的社会现实而无法发挥卡勒所说的“继续思考”的作用，只一味自责甚至自嘲（类似于国内相声这种专事讽刺批评的文艺样式，从批评社会转到拿自己“开涮”），无法适应新的社会变化，找不到新的理论兴奋点，就会出现所谓的“不景气”，遇到各种“麻烦”。1964年成立的文化研究标志性组织“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2002年被伯明翰大学校方关闭，既是大环境的压力所致，也和文化研究本身的停滞不前有关。另一方面，那些依然还在“活跃”的西方文艺理论也值得进一步分析。诸如伦理批评，生态批评，甚至同性恋研究等等，这些批评理论的确还能够对社会现实做出一些新的反应。其中的原因何在？是不是它们可以比其它批评理论更好地发挥“批判”现实的作用呢？实际上这些批评理论已经和大批判年代产生的批评理论有相当的差异；虽然它们承袭了理论的批判传统，却带有相当的保守色彩。和之前的批评理论相比，或许这些新的理论更能体现费希的结论，即理论不可能对现实产生什么重要影响，所以它们遇到的“麻烦”似乎也就没有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