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文艺学 当代中国 古代文论
 
　　近年来文艺理论界一直在对当前文艺学学科的问题和危机进行严肃认真的反思，并就新世纪文艺学的建设和建构提出了种种设想和方略。我认为，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和文艺学的理论创新，是当代文艺学走出困境、完成创新建构的必由之路。

　　有关理论创新的问题，不独关乎文艺学，也是涉及所有人文学科发展的重大课题，因而是目前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但是，如何理解理论创新，学术界存在不同意见。有一种观点认为，创新主要指原创性，而所谓原创性则是指提出前人(传统)和同时代人从未说过或涉及过的意见、主张、观点、理论、学说等。对此，我不敢完全苟同。我们每一个人，总是不由自主地处于或进入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特定的思想文化传统之中，要想凭着个人的独创(创新)或原创，摆脱这种关系和传统的先在的制约和影响，正如鲁迅所说，就像一个人想拉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一样是不可能的。创新或原创，并不意味着撇开传统和他人，完全无根地凭空创造。把创新与对传统和同时代人的借鉴、吸收截然对立起来是错误的。歌德深明此理，他曾经对爱克曼说：“我们老是在谈独创性，但是什么才是独创性?我们一生下来，世界就开始对我们发生影响，而这种影响一直要发生下去，直到我们过完了这一生。除掉精力、气力和意志以外，还有什么可以叫做我们自己的呢?如果我能算一算我应归功于一切伟大的前辈和同辈的东西，此外剩下来的东西也就不多了。”这当然是歌德的谦虚之辞，歌德无论在文艺创作和理论建树上，都有许多超越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独创性、原创性，但这恰恰是他在尊重传统和同时代人、善于从中汲取营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创造的结果。

　　另外，当代西方解构主义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理论对此也有值得我们重视的解释。德里达从其“异延”、“播撒”说出发，认为任何文本都不是一个意义明确的封闭单元，而是都与别的文本互相交织、吸收的，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解释，“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这里“互文性”不仅指某个文本明显借用前人或他人的现成词句，而且指构成文本的每个语言符号和词、句都与文本以外的其他符号、词、句相关联，在形成差异中显出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在此意义上，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独创性”的东西，也不存在什么可以称为“第一部”的作品，因为所有作品(包括文学与非文学的)都是互为文本即“互文”的。此言固然有些绝对，但确实道出一个真理，即任何创新、独创和原创，其实都离不开对前人和他人的吸收、转化，离不开对传统和同时代思想资源的创造性汲取、综合、改造、转化和重构。同样，文艺学的理论创新也应作如是观。

　　从上述原则出发，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正是我们文艺学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从而也是当代文艺学创新建构的根本途径。从大的方面看，现代中国最伟大的理论创新，就是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中国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是这种理论创新的重要里程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就理论创新而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是把来自西方思想文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作为最根本的思想资源，与中国(民族的)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为着解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中国本土语境中的现实问题，来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这样一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现实语境的做法，不但推动了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发展，而且也在中国本土的、民族的条件下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伟大的理论创新。

　　具体到文艺学学科，也是同样道理。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基本的思想资源，为着解决中国现实思想文化语境中的文艺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实际问题而加以应用，并在应用中加以发展，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也是本来意义上的文艺学的理论创新。这种理论创新，可以是全面的、系统的，也可以是局部的、个别的。但对于当代文艺学新理论体系的建构都是非常必要的。限于篇幅，这里只想就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来探讨文艺学如何进行理论创新，并进而推进文艺学理论的创新建构。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讨论。

　　首先，从我国文艺学发展的现状来看，正面临着一个由认识论向实践论(或价值论)的重要转换。我国一批知名文艺理论家如王元骧、杜书瀛等学者就力主这一观点。我本人则正在思考将文艺学奠基在马克思的实践论与存在论相结合，即我称之为“实践存在论”的哲学根基上。王元骧多年来在一系列论著中批评了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误读成单纯的认识论文艺观的观点，而认为经典作家在文艺批评中不是持科学的、认识论的标准，而是持价值论的、实践论的立场，强调文艺的作用主要不在于向人们传授知识，而是通过提升人的精神，从内部去激励人的行动。杜书瀛则强调被当代文艺学忽视的价值论维度，认为价值论文艺学应该跟随哲学的价值论转向，不仅追求客观知识，更要关心人与人类的生存状况和命运，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合乎人性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世界。实践存在论认为文艺和审美活动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和基本的人生实践之一，文学艺术应当成为改善人的生存、推进人生实践、促进人类文明的进化的重要方式。具体来说，文艺在关怀人的生存和命运、展示人性的善恶、打动人的情感、沟通人们的心灵、净化和改善人性、使人性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塑造美好健全的灵魂、协调与和谐人际关系等等方面，发挥其他种种方式所无法取代的独特功用。最近，有一位学者作家把文学艺术的这种担当和功用精辟地概括为“为人类构筑良好的人性基础”，我觉得是切中时弊的。这些就呼唤当代文艺学的创新建构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人学理论作为基础和出发点。因为中国当前的思想文化语境(如全球化语境与本土化追求并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文化的勃兴，拜金主义、科技至上的盛行，人文精神的失落、人性的扭曲和单面化，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同时高扬，等等)也是我们建构当代文艺学理论所面对的现实语境，是我们无法回避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正是在这方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许多内容既具有现代性，同时具有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批判性，关于以人为本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就属于这种情况。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共产党宣言》提出，在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中，应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甚至把这一思想直接概括为马克思主义，1894年，当《新纪元》杂志要求恩格斯用一段话来表达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时，他说：“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另外，马克思在论述人类社会发展经历的三种社会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人的发展三种状态时，进一步明确把社会主义的人的发展定位为“个人全面发展”。他说：与最初的社会形态和第二大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在此，“个人全面发展”就是人本身“自由个性”的发展。当前，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我觉得，以马克思主义这一人学理论为指导，紧密联系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现实语境，来思考如何建构具有鲜明现代性和深厚人文精神底蕴的文艺学创新体系的问题，乃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以人为本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应用于解释和解决当代文艺理论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当代中国文艺学体系的创新建构之路。根据上述思路，我们可以作如下构想：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总体目标出发，以文学活动为文艺学的研究中心，把文学活动纳为人类整个实践活动的一个环节，从实践存在论、价值论(而不仅仅是认识论)的角度来反思文学活动的性质和功能，并且将整个文学活动视为一个从生产到消费、从创造到接受的完整流程。这只是从一个角度、一个方面所作的一个初步的设想，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欢迎专家同仁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