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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艺术化”的中国现代命题及其当代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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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4: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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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命情怀的淋漓挥洒，逐渐内敛为一种精致优雅、闲适洒脱的生活情趣，它虽然保留了对于人格精神的向往，但对外在生活方式的追求逐渐成为更为令人瞩目的重心。这些被边缘化的主体以与世俗化生活疏离的艺术化生存形态，来表明自己高洁的人格情趣与价值旨趣，同时也予自己无所作为的生存事实以精神的自我安抚。“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隐”也要隐得高雅而有格调，这就是中国文人的内心情结，是内在的精英主义意识和实际上的边缘化事实的一种调和方式。在这种精神形态下，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艺术化生活甚至蜕化为弱小的个体为了在强大的现实前寻求自保而实践的某种生存的艺术（技巧）。
在西方文化发展中，现代唯美主义“生活艺术化”思潮和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潮也是推崇生活与艺术的联系、追求生活的艺术化和审美化的。西方现代唯美主义“生活艺术化”思潮的弄潮者主要追求的是一种新奇时尚的生活，他们面对的是西方现代社会日趋机械、物质的生命，在内心情感上愤怒大于痛苦，更多的是对现实的讽刺。西方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潮的实践者则更多地在追求一种感性至上的生活，他们直面的是西方后现代社会的商业背景、逐利目的，主体在消费主义原则下彻底欲望化，被直接的感官享乐所淹没。由此，前者是由理想始而激愤终，除了以外在的新异夺人眼球外，更多的还是对现实之世俗的无奈。因此，“生活艺术化”虽是唯美主义手中对抗世俗生活的武器，但最终却在生活的形式和物质性上与生活妥协了。像王尔德、莫里斯等唯美主义的倡导者和力行者的行径言止，更多地表现为对生活形式、生活享受的奢靡趣味，以至于人们认为唯美主义也正蔓衍出颓废主义的气息。唯美主义提升的主要是大众对于生活的形式观感，而并没有真正提升他们内在的人生品位和人格情趣。当然唯美主义在骨子里还是源自理想的，与此相反，西方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思潮则从根本上悬置了理想。“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拥蹇者是欣欣然优游于生活中的主体，沃尔夫冈·韦尔施把他们戏称为“美学人”，是“身体、灵魂和心智”都具有“时尚设计”，但却“抛弃了寻根问底的幻想，潇潇洒洒站在一边，享受着生活的一切机遇”的“自恋主义”者（4）。生活就是艺术，存在就是美。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语境中，艺术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普众的艺术，也是有史以来最不是艺术的艺术。艺术超越于生活的内在诗意早已消弥于滚滚的生活洪流之中。从现代唯美主义“生活艺术化”思潮到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潮，西方文化看似以艺术和审美作为生活的一种理想方向，但在实际的生活实践和人生实践中，它们都没有真正成为人生和生命的美的精神导引。如果说唯美主义“生活艺术化”思潮对资本及其文化原则所可能导致的人性戕害尚保持了一定的警醒并试图寻找到相抗衡的武器，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大潮则正契合着当代消费主义的文化情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大潮涌动中，沃尔夫冈·韦尔施、迈克·费瑟斯通等西方后现代学者正是通过对这种生活思潮的总结与研究，内隐着或表现出某种嘲讽、反思与批评。
三
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具有自己孕生的特定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具体来看，一方面是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实现民族与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是晚清以降中华民族积弱积贫、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屈辱历史，及其在列强侵辱、国运飘摇、中西文明撞击的大背景下国人的人格委顿、精神缺失、生命力萎靡，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救亡”与“启蒙”并重的突出特点。“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路径”（5），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切入与关注现实的一条途径。人格的艺术化塑造与人性的审美启蒙成为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萌生的直接因素。其次，以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等为代表的“人生艺术化”的倡导者，大都有留学与游历西方的直接经历，同时又具有深厚的国学渊源与民族文化情结，他们对中西文明有切身的体验与对比，较早意识到了片面发展科技文明所内隐的实用主义和机械理性等种种弊端，由此，他们对于生命境界和人生意义的追寻不仅构成了这一命题的深层文化背景，也使这一命题在当下语境下具有了突出的意义。如果说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在当时主要是对民族精神和大众人格启蒙之路的思索，而在今天，其人生美学观与诗性艺术观也成为对人类自由与解放之途的一种追寻！
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吸纳了丰富的中西资源。其思想渊源可溯自中国古典美学的“乐”、“游”精神和理学美学的形上传统，西方现代美学的审美无利害思想、情感意蕴，西方浪漫主义美学的诗性精神、创造意趣以及西方现代哲学美学的生命意味等。同时，在接受中西资源和从现实提问的具体语境中，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也蜕生出了有别于中西相关传统的自己的特定的理论内涵与精神品格。作为人性启蒙和审美启蒙在中国现代艺术与美学领域的独特激响，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对精神和审美的倚重，决定了它在本质上是一条以精神提升与个体改造为基点、以艺术与美为中介的中国现代社会的审美救赎之路，是政治上的改良主义和文化上的审美主义在中国现代历史土壤中的产物。不须讳言，在当时严峻的民族与政治危机面前，这种思路与结论明显是超前的，它所选择的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充满了乌托邦的理想色彩，也因此在当时乃至后来不断被诟病。但是，其中所深隐的民族意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切的文化忧思，却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弥可珍贵的。如果站在今天新的历史语境，抛开简单狭隘的实用主义立场，将眼光拓展到中华民族和人类发展的整个宏阔进程，那么这一在我们民族最为严峻的历史境遇和文化危机下所蕴生的富有浪漫精神与诗性旨趣的人格理想和人生理想，无疑是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深刻的启益的。首先，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并不否认生命实践的基础意义，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它正是极力倡导生命实践的。它以感性与理性统一、个体与群体和谐、真善和美融汇的理想，以对情感作为生命最为内在的动力、情感的美化作为道德与真理的人性实现的肯定，提出了一条由精神到实践的人生提升的情感化道路，从而与消解价值的“人生无目的论”、排斥感性的“人生纯精神论”具有重要的差异，也与尼采、福柯等为代表的西方审美主义以“上帝死了”、“人死了”为审美拯救寻找前提、以感性个体解放为唯一原则构成内在的差别。其次，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放之今天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中，对于我们建设当代生活，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迪意义。它对当代生活中商品经济主导的物欲性、科技理性至上的片面性、个人主义中心的自私性、悲观颓废弥散的无意义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批判意义；对当代审美生活中追求形式化与纯娱乐的泛审美倾向、崇尚感官享乐和悬置价值意义的后现代审美思潮，亦具有积极的美学批判锋芒。再者，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从人格精神入手的审美致思之路，虽无法直接解决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和严峻的社会现实，但其精神启蒙之路，对于民族素养和国民人格的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而其对于生命境界和人生价值的形上追寻，则超越了具体的历史语境，呈现出人性和理想的诗意光芒。尤其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技术联系的空前加强和加速发展下，“人生艺术化”理论的人生美学观和诗性艺术观，其对于人的生命意义和诗性价值的追求，其对于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对于工具理性和机械人性的反思，则呈现出温暖的光芒和深长的韵味。
注释：
（1）梁启超：《“知不可而为”主义和“为而不有”主义》，《饮冰室合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2）可参看拙著《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第二章第一节，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3）朱光潜：《谈美》，《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4）[德]沃尔夫冈·韦尔施著，陆扬、张岩冰译：《重构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3页。
（5）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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