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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大东亚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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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内好问题试论——“文学”之根本的政治性

时间:2009-8-8 16:45:06  来源:不详
光是我,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是这样的。那时,“民族的独立”是反战、反美军基地斗争的口号。而作为世界第三种势力的亚洲民族运动的结果有了1955年的万隆会议。的确,在那个时代里曾有过民族问题。然而,竹内好的特别处在于,民族问题当成了对近代主义的批判而作为“反近代”被构筑起来。在他那里,民族问题是在重估日本浪漫派时提出来的,可是,他的反近代却否认了作为政治口号的“民族”。

  世间有“民族的独立”这样一种口号,但这个口号是先验的,属于近代主义的一个范畴,而不是从自然的生活感情产生出来的。那是一种以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为模式来适应日本的一个尝试。因此,缺乏与现实的有效结合。

  竹内好把1950年代的政治口号“民族的独立”视为并非来自日本人的“自然生活感情”的“一种近代主义”予以排斥,这种话语使我们再次对他的“反”近代主义引起了注意。在他那里,反/近代主义乃是自生的民族主义之否定项。

  虽然我们承认战后近代主义的复活乃是“日本浪漫派”的反题,但不能忘记“日本浪漫派”本身最初是作为近代主义的反题被提出来的。这是怎样一个反题呢?就是要把民族当作一个要素予以承认。

  我的判断是,近代主义在日本文学中是一种传统性的倾向。换句话说,近代主义即在其思考理路中没有民族的问题,或者将其排除在思考之外的。

  为了进一步理解“反近代主义者”竹内好,其在重估“日本浪漫派”时所提出的民族主义话语,我们有必要再一次完整引用上面所引的那段话:“然而,真正把‘日本浪漫派’打倒在地的不是这些(包活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近代主义者,而是外来的力量。把这个由外来的力量所打倒的当成自己打倒的,他们难道没有如此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力量吗?”这段话是对始于1945年的日本之新生乃至革新与解放的根本怀疑,他强调多数日本人并没有自觉到这是依靠“外来的力量”之解放和革新。因此,他所谓的“近代主义”便成了把本质上自我期满的“外来的力量”当作自己的东样一种虚假解放和革新的立场。这就与桥川文三所说的作为“对明治以后新国家建设原理予以一贯批判的”日本浪漫派“之反近代主义”完全重合在一起了。或者不如说,竹内好的反近代主义乃是日本浪漫派之反近代主义在1950年代的重构。

  在竹内好那里,近代主义者已然成了来自外部的压抑者。而倾听被他们所压迫所默杀的内部之痛苦呐喊的,正是竹内好所谓的真正的文学者。是他给被遗忘了的那个暗淡角落投去了光明。竹内好写道,“民族,就植根于这个暗淡角落里”。1950年代的浪漫主义者竹内好,其“反”近代主义正是作为要使“民族”再生的政治性语言而展开的。   六、战争的两个侧面

  我们读下面的一段文字可以知道,竹内好于1950年代的战后日本其复兴“民族”的反近代主义话语是怎样一种政治性的话语。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权力统治把这个民族意意从沉睡中唤醒,并将其提升到超民族主义的高度而加以利用。对此,我们有必要去指控权力统治机构,但因此而压抑朴素民族主义的心情则并不正确。后者有其正当的发言权(存在理由)。这是一种从要把近代主义所扭曲了的人间像还其本来面目的持久欲望所发出的呼喊。这样的民族心情才是与日本以外的亚洲各国之“正当”的民族主义相联结的东西。就连美国学者欧文?拉迪门(0wen.Lattimore)也承认,太平洋战争刺激了亚洲的复兴,虽是一种反讽,依然产生了正面影响。

  竹内好一边把被近代主义所压抑的人性之解放的要求,解释为欧美帝国主义压抑下的亚洲民众的解放要求一边把自己的反近代主义作为重估历史的话语而展开论述。被近代主义所压抑的亚洲民众的解放要求,即大东亚战争所曾具有的解放要求。到此,我们终于找到了解读“近代的超克”论中竹内好下面这段文章的历史脉络:

  龟井排除了一般的战争观念,从战争中只抽取出对于中国(以及亚洲)的侵略战争这一侧面,而试图单就这一侧面或者部分承担责任。仅就这一点来说,我愿意支持龟井的观点。大东亚战争既是对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同时亦是帝国主义的战争。这两个方面事实上是一体化的,但在逻辑上必须加以区分。(《近代的超克》)

  这是强调太平洋战争(大东亚战争)具有肯定和否定两个侧面的历史重估论,也是构成今天日本的历史重估论之最重要的论点。关于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和对英美的战争分离开来的这种观点,应该另外加以论述。我只想在这里指出,对于“事实上是一体化的”战争,通过“在逻辑上加以区分”,其历史重估论在做出此区分的议论者那里得以确立起来。重估论试图对无法区分的东西做出区别。进而我想补充说,发动对中国战争的日本军部和日本政府,也都是把这两个侧面区分开来的。他们始终没有把对中国的战争看作战争而称其为“支那事变”。日本的战争具有两个侧面,这是日本帝国曾经有的认识,那么,大东亚战争重估论除了是帝国认识的继承以外,还能是什么呢?

  龟井胜一郎强调只对侵略中国的战争负有责任,然而,我们观当下有关“历史问题”的发展变化就会清楚,正是那些历史重估论者才是战争责任的回避者。对本国的历史特别是战争的历史要求重估,只要这种要求以根底上的民族情感为契机,那么,针对历史的自我反省就无法超越民族主义。我甚至想指出,竹内好“反”近代主义之“民族”的问题,在战后60年来的日本所构成的便是“靖国神社问题”。祭祀着民族英灵的靖国神社就是由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进而由竹内好所说的“朴素的民族主义心情”所支撑着的,它在不断要求日本的首相去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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