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的绝对隔阂；同把人民文学与现代文学机械地结合起来，认为后者是前者单纯的延长，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现代文学和人民文学之间有一种媒介关系。更明确地说，一种是茅盾的文学，一种是赵树理文学。在赵树理的文学中，既包含了现代文学，同时又超越了现代文学。至少是有这种可能性。这也就是赵树理的新颖性。假若只是单纯的割裂或结合的关系，那么，那样的文学恐怕是不能满足日本青年内存的要求吧！关于这一点，看看前面引用过的冈本氏的论文就很清楚了。 我认为，风本氏的意见并不是她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了今天日本青年的意见，特别是学生中多数人的想法。由于冈本氏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对作品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无意中成了他们的代言人。我很敬佩她对作品理解的深度。冈本氏也许只读了译文吧。实际上，《李家庄的变迁》的译文与原文很不相同。作者竭尽全力才译出了梗概，完全没有考虑文章的意境、格调、表现的抑扬。我认为就赵树理的文学来说，他的文体是构成作品特色的很大的因素，即使仅就文体而论，也可以证明赵树理文学革命的新颖性。因此，只依靠译文，对理解赵树理的作品是极其不利的。尽管如此，冈本氏还是抓住了赵树理文学的核心。对此，我是很佩服的。更重要的是，冈本氏对问题认识的深度，使她能够克服不利条件，如此周密、细微地理解作品。只要深入挖掘，道路自然会展现在眼前。 （三）
现在，再进一步来分析赵树理的文学吧。关于赵树理的参考书和预备知识，请参阅小野忍译的《结婚登记》（岩波新书）的解说。
关于《李家庄的变迁》这一作品，冈本氏指出，作品中的人物在完成其典型的同时与背景溶为一体了。我认为这一看法抓住了赵树理的核心，是完全正确的。这正是本质的问题，读《李家庄的变迁》，给人的印象最深的就是这点。如果不能解释这一点，就根本不了解赵树理。
一般说来，现代文学不采取上述那种描写人物的手法。通常，典型是从环境中选择出来，加以充实，使其成为典型的。这就是创造。创造就是从整体中将个体选择出来，按照作者的意图加以塑造这样一种具有单方面倾向的行为。现代的个体正进入崩溃的过程，对人物已不能再作为普遍的典型来进行描写，于是，就无法进行上述的创造了。但是无法进行这种创造，并不意味着这一原理的变化，为证明选择这种典型已不可能，必须有一个唯一的可能性作为前提。现代文学本身绝不可能具有“还原”的可能性。这就是赵树理文学与现代文学性质的不同之处。 另一方面，从性质上看，赵树理文学与人民文学也是不同的。如果要概括人民文学的特征，那就是个性寓于共性之中。个体并非不是从整体中选择出来的，但是，选择出来是为了服务于整体，因此，它只具有部分的意义。它不是独立于整体而存在的，故它不是完成的个体，而最多只不过是一种类型，没有达到典型的标准。这就是不重视人的文学。并非整个人民文学都如此，但是可以指出，这种倾向占有相当的统治地位。 赵树理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办法，是在创造典型的同时，还原于全体的意志。这并非从一般的事物中找出个别的事物，而是让个别的事物原封不动地以其本来的面貌溶化在一般的规律性的事物之中。这样，个体与整体既不对立，也不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是以个体就是整体这一形式出现。采取的是先选出来，再使其还原的这样一种两重性的手法。而且在这中间，经历了生活的时间，也就是经历了斗争。因此，虽称之为还原，但并不是回到固定的出发点上，而是回到比原来的基点更高的新的起点上去。作品的世界并不固定，而是以作品情节的展开为转移的。这样的文学观、人生观，不就是新颖的吗？ 现代文学，特别是小说，要求有一个固定的座标。固定座标就意味着一种无形的约束。所谓座标是指人生观或美的意识等等。有人认为这种框框如果中途移动，作品的世界就无法达到最高的境界，这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前提。按理说，现代文学从它刚开始出现时，就应该破除以往一切的束缚，大胆地前进。然而，现代文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由于这一局限性，使其在任何情况下都摆脱不了这一束缚。现代文学的大前提，是作者和读者被隔开了。看上去小说似乎是自由的，不受任何约束。而实际上，它为自己限定了一个框框，还自以为这个框子里的自由是无限的。可是，作为前提的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如果改变的话，那这个框框也将和古典剧的创作法一样，成为不自由的桎梏了。 赵树理周围的环境中不存在作者与读者隔离的条件。因此，使他能够不断地加深对现代文学的怀疑。他有意识地试图从现代文学中超脱出来。这种方法就是以回到中世纪文学作为媒介。就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而言，中世纪文学是处于未分化的状态。由于这种未分化的状态是有意识地造成的，所以，他就能以此为媒介，成功地超越了现代文学。 从不怀疑现代文学的束缚的人的观点来看，赵树理的文学的确是陈旧的、杂乱无章的和浑沌不清的东西，因为它没有固定的框子。因此，他们产生了一个疑问，即这是不是现代文学之前的作品？例如对《李家庄的变迁》这一作品，有人就指责说，它在结构上有很大的破绽，头重脚轻。这是受现代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束缚而形成的看法。因为座标移动，就认为作品不成熟，这些看法就是这种错误认识所造成的结果。粗略地翻阅一下赵树理的作品，似乎觉得有些粗糙。然而，如果仔细咀嚼，就会感到这的确是作家的艺术功力之所在。稍加夸张的话，可以说其结构的严谨甚至到了增加一字嫌多，删一字嫌少的程度。在作者和读者没有分化的中世纪文学中，任何杰作都有未曾达到如此完美的地步。赵树理以中世纪文学为媒介，但并未返回到现代之前，只是利用了中世纪从西欧的现代中超脱出来这一点。赵树理文学之新颖，并非是异教的标新立异，而在于他的文学观本身是新颖的。 可以举出大量的证据来说明他是自觉地从现代文学中摆脱出来的。仅就《李家庄的变迁》的结构来看，也可以一目了然了。这部作品无论从手法还是从文体上看，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中世纪小说的形式（如《水浒传》），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这差别只能看作是作者有意识努力的结果。因为《李家庄的变迁》在结构上一次也没有出现过重复的现象。无论是《水浒传》还是其它小说，都是以结构上的重复来展开故事情节的。把各个场面排在一个平面上，用直线将其贯穿起来，于是构成了故事的情节，这就是小说的特点。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情节是主要的因素。在所谓的人民文学的作品中，这种小说体的作品很多。但是，只有《李家庄的变迁》大致看来是由三部分构成的，即最初的戏剧性的事件和继而出现的铁锁的自我完成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群众的活动。作者是有意识地这样构思的。不是平铺直叙，而是重叠交错。每个场面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有意义地向前发展和变化的。即随着情节的展开，场面本身也在开展。因此，在这里，情节已不成为其主要因素了。 赵树理文学，就是以其本质的新颖独创吸引了年轻的一代。本文最初引用的冈本氏的见解，就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囿于一定的人生观而想认识人在古代的情况，结果不甚了了，是无可非议的。只有承认认识可以随实践而改变，并进行自我改造，这样才能理解赵树理文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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