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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这一范畴？为什么‘理’这一范畴能够被用于近代认识论？天理世界观与公理（科学）世界观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是连续的关系，还是革命性的替代？”（页53）而在他看来，科学世界观及其知识谱系的发展和传播与理学的发展类似，都经历了一个“体制化的过程”。与侯外庐等人认为天理观就意味着“将传统等级关系自然化”（页63），从而将天理观与现代公理观截然对立起来的做法不同，汪晖更着眼于二者之间的同构性。比如，二者“均诉诸平等的价值，但同时也都是对各不相同的社会等级制的再编制的合法性论证”；二者的自我概念有某种连续性，并且“在各不相同的语境中，都蕴含了对新型社会关系的某种抗拒和批判”（页66）。
在某种对连续性的“过度”关注中，汪晖似乎又回到了一直以来居统治地位的思想史路径上，而《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也似乎成了又一次对“起源”的追寻。在当下各种福柯式或准福柯式的写作方式充斥于汉语学界的状况里，谈论“起源”即使不是禁忌，至少也是有着相当风险的。
对福柯的阅读和消化在汪晖的这部新著中是有着明显的印迹的。它甚至体现在部分章节的标题中，比如〈理与物〉一卷中的“理的系谱及其政治性”、〈科学话语共同体〉一卷中的“话语的共同体与科学的分类谱系”以及附录二“亚洲想像的谱系”。这里，“谱系”或“系谱”的用法清晰地表明其写作架构与福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这篇经典文章中建构起来的谱系学取向之间的关联。“尼采·谱系学·历史学”一文写于1971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对1969年出版的《知识考古学》的理论补充。福柯在后来曾明确论及“考古学”与“谱系学”的关系：“谱系学应被视为一种把历史知识从这种征服中解放出来的尝试，也就是说，使它们能够反抗一种理论性的、一元的、正式的和科学的话语的强制。它基于局部知识或次要知识的重新激活。……考古学是分析局部话语的适当方法，系谱学则是在描述这些局部话语的基础上使被解放的知识能够活跃起来的策略”。 由此可以看出，与其说系谱学是一种研究的方法，毋宁说是一种对待历史知识的策略和态度。而系谱学与考古学一道，构建着福柯的话语分析的双重面相及功能。因此，即使我们可以将系谱学当成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也应看到它的“方法论”指向与考古学以及《词与物》中的“知识型”（episteme）之间的一致性：目标都是使历史话语显现出“偶然性、不连续性和物质性”。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即使在那些以“系谱”分析为标题的章节，汪晖在思想史的不连续性的建构上也并不彻底，而且，在很多地方，他似乎根本无意于此。
与此同时，我们还注意到《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中有不少黑格尔式的论述语式。比如，“尽管格物致知的直接表述是人对每一事物的‘理’的认识过程和认识的诸形式，但在理学结构中却只是本体‘理’自我复归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格物致知’是‘理’达到自己与自己合一的不可缺少的环节”（页272）；又如，“在这里，‘理’成为推动理学转化的内在的动力，因为‘理’拒绝把自己看作是现存秩序的实体化”（页297）。由此，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到汪晖的努力与黑格尔式精神史取向的某种关联。
事实上，福柯式的谱系学策略与黑格尔式的精神史取向正构成了思想史写作的两个极端：前者在破除了历史目的论的前提下，指向思想史的偶然性和不连续性；而后者则在必然性和连续性中将思想史看作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过程。这样一来，汪晖就将自己置身于这两种取向迥异的路径所构成的巨大张力之中了。这里的问题是，汪晖本人对此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吗？而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他的用意何在呢？在这里，也许我们有必要用汪晖把握戴震思想的复杂取向的方式来理解他本人的尝试。
汪晖显然不能接受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目的论取向，这可以从他拒绝将中国思想史由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渡视为任何意义上的进化历程、拒绝以现代的思想尺度批判以天理观为核心的理学思想中清楚地看到。如果我们的思想史写作最终是要达成对现代中国的自我理解，并在这一自我理解的基础上成就某种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的可能，那么，通过思想史来建构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就是一条与此目标正相背驰的歧途。然而，彻底放弃的目的论的历史观，固然动摇了既有的现代性自我确证的根基，但同时也将使一切现代性的自我批判被彻头彻尾地相对化，失去其正当性的基础。而在这一著述中谱系学策略之所以无法得到真正地贯彻，其根源也许正在于此。因为，当我们不再能从目的论的历史观中获得批判力量的资源和尺度时，传统就成了可以凭藉的最为重要的资源了。而谱系学对非连续性的强调，不仅意味着我们不再有可能与传统建立起某种内在的精神同一性，而且意味着作为资源的传统只能以受现代的话语结构规定的方式发挥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谱系学策略就几乎是弃绝了所有可能的批判资源的批判策略。其批判性品质的来源，只不过是某种不息地颠覆冲动。由此，在历史目的论之外建立某种有持续方向感的批判姿态，是上述两种取向都不足以承担的。基于此，汪晖试图在二者的张力中探寻出路的企图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刻的共鸣。
作为一次在谱系学和精神史之间的尝试，《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所独具的意义和价值是值得读者认真面对和体味的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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