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空像盖子般沉重而低垂，

　　压在久已厌倦的呻吟的心上，

　　当它把整个地平线全部包围，

　　泻下比夜更惨的黑暗的昼光;

　　当大地变成一座潮湿的牢房，

　　在那里，「希望」就像是一只蝙蝠，

　　用怯懦的翅膀不断拍打牢墙，

　　又向朽烂的天花板一头撞去;

　　[……]

　　以上是《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第四首〈忧郁〉(‘Spleen’)中的片断。(波德莱尔1994：171)在这里，大都会被喻作一座铺天盖地的大牢房，而诗人则犹如都会的居民，身陷于无望和忧郁的情绪中，无法开脱。都会和忧郁连结起来构成了诗语经验的地平线。正如Cacciari所言，所谓「忧郁」指的就是都市居民那种对任何事物都感到厌倦、无聊的情绪(blasé)。(Cacciari 1993：8)而这也是与波德莱尔(C. Baudelaire)同时代的读者的普遍特征。因此，本雅明(W. Benjamin)曾这样说道：「波德莱尔面对的是读抒情诗很困难的读者。《恶之花》的导言诗就是写给这些读者的。意志力和集中能力不是他们的特长;他们偏爱的是感官快乐;他们总摆脱不了那种扼杀兴趣和接受力的忧郁。碰上这么一位向回报最少的读者说话的抒情诗人真是奇怪。」(Benjamin 1997：109)

　　要理解这种大都会的忧郁，便得先理解震惊(shock)和都市居民的生命体验(Erlebnis)。震惊和生命体验是本雅明讨论波德莱尔的关键术语，也是不少本雅明研究者的重要论题。Cacciari便曾在〈大都会〉(‘Metropolis’)中谈及这对术语，并向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它们的有效切入点。他认为，齐美尔(G. Simmel)一九零三年的〈大都会与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与本雅明一九三零年代的波德莱尔研究共同划定了他们这段历史时期的界限，并指出，本雅明的「震惊」和「生命体验」这对术语直接源自齐美尔对「感官神经生活」(Nervenlebens)和「理智」(Verstand)的讨论。(Cacciari 1993：3-4, 16-17)

　　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齐美尔指出，街道纵横，经济、职业和社会生活发展的速度与多样性，这一切都把都会的精神生活与乡镇的生活彻底地区分开来。与都会这个建立在各种各样差异和多样性的机体组织相比，乡村的生活节奏与感性精神面貌(sensory-mental phase)更缓慢地、更惯常地、更平坦地流溢而出。在这一对比中，都会精神生活的「理智」特点便变得可以理解。齐美尔认为：「为了适应变化以及各种现象的比照，理智并不需要任何冲击和内部剧变，它只是利用这些剧变使得更保守的心理状态可以适应都市生活的节奏。都市人――当然他∕她以成千上万的变体出现――发展出一种器官来保护自己不受危险的潮流与那些会令他∕她被彻底毁灭的外部环境的威胁。他∕她用头脑代替心灵来做出反应」。所谓「感官神经生活」指的正是都市中充满刺激和变化的生活。而相对于乡镇居民建基于传统稳定节奏的「感性精神面貌」，都市人则在变动不居的环境中发展出一种以理智和头脑为中心的防卫网，以抵御都市生活的巨大破坏力对个体生命的侵害。但另方面，对都市现象的反应亦使器官变得麻木，产生都市人「厌倦」(blasé)的心理症状。(Simmel 1971：325-326)

　　齐美尔的论述构成了一个参照系，使我们得以对一系列本雅明提出的术语作一清晰的界定。相应于「感官神经生活」，本雅明的「震惊」意谓人的生命机体在都市生活中所承受的来自外界的猛烈刺激;而「生命体验」则相应于齐美尔的「理智」意指意识的屏幕(screen)在挡隔震惊以保护个体时所存留下来的记录。因此，本雅明这样描述生命体验产生的过程：「这种防范震惊的功能在于它能指出某个事变在意识中的确切时间，代价则是丧失意识的完整性;这或许便是它的特殊成就罢。这是理智的最高成就;它能把事变转化为一个曾经经历过的瞬间(Erlebnis)。」因此若没有理智的思考，生命体验除了是一种突然开始即被立刻打住的震惊感觉便甚么也没有。由于意识的防范作用，每一事件中所包含的丰富「经验」(Erfahrung)根本无法被保存下来。而「经验」相应于齐美尔的「感性精神面貌」则只能是乡镇生活以及都会形成之前的历史环境的产物。对于这一点，本雅明可以说是心中有数。他便曾指出：随着诉诸个人感性「经验」的说故事形式日益为诉诸感官的新闻报导所取代，经验贫乏的时代也随之到来。(Benjamin 1997：117, 112-113)

　　在本雅明看来，「震惊」对于波德莱尔的人格具决定性的意义，他并以此重释〈太阳〉(‘Le soleil’)一诗：(波德莱尔1994：193)

　　沿着古老的市郊，那儿的破房

　　都拉下了暗藏春色的百叶窗，

　　当毒辣的太阳用一支支火箭

　　射向城市和郊野，屋顶和麦田，

　　我独自去练习奇异的剑术，

　　向四面八方嗅寻偶然的韵律，

　　绊在字眼上，像绊在石子路上，

　　有时碰上了长久梦想的诗行。

　　[……]

　　本雅明认为波德莱尔这一「斗剑」的形象意味着他已把「震惊」置放在其艺术作品的中心。他并指出：「波德莱尔的精神自我和肉体自我力求回避震惊，不管它来自何方。震惊的防卫以一种搏斗的姿态被图示出来。」(Benjamin 1997：117-118)但必须注意的是，本雅明研究波德莱尔，其目的不是单纯地要把波德莱尔定名为一个都市诗人;相反，从这个被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商品世界异化了的抒情诗人的目光出发，本雅明希望能重新阅读巴黎这个十九世纪的都城，并重新发掘出资本主义的起源史(Ur-history)。

　　Cacciari认为，大都会是一个在社会关系理性化进程中被预先设定下来的普遍形式，它是所有社会关系理性化、并进而是生产关系理性化的一个阶段。虽然齐美尔和本雅明都同样把自己的视线移向这一理性化过程，但这同一个过程却分别在两人的理论构想中产生了不同的意义。「对于齐美尔来说，它是现代存在的决定性时刻;而对于本雅明，它则进一步是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资本进行支配统治的时刻。」(Cacciari 1993：4)

　　依据Cacciari的阐释，齐美尔把「理智」视为「感官神经生活」自然发展的结果，并将这一过程理解为一个全面的「精神实现过程」(the process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eist)。(Cacciari 1993：4-5)因此，齐美尔把大都会同时是金融中心的现象视为贷币经济与「理智」统治内在地联结在一起的明证，亦即「精神实现过程」的明证。他认为，在都会里，不同利益的群体必须把他们的关系和活动统合在一个高度复杂的组织中，而当不同的群体聚集在一起时，精确的计算便显得非常重要。这样一来，「现代精神变得越来越精于算计。贷币经济所引起的现实生活中的精确计算与自然科学的理想相一致，亦即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算术问题，以数学公式来安置世界的每一个部分。」在齐美尔的构想中，现代文化的发展是以一种「客观文化」作为其基础的。这种「客观文化」的发展使人类社会演变成「大都会」这样一个由各种事物和力量构成的庞大组织，它割裂了个体与进步、灵性和价值的连系，并把个体转换成组织中的一个齿轮。(Simmel 1971：326-328, 337)

　　但可惜的是，虽然齐美尔已发觉到大都会精神生活的这一非人格化倾向，但他却始终认为大都会是个体摆脱政治、土地、行会和宗教领袖束缚，以争取自由和实现自身独特性的基本条件。(Simmel 1971：338-339)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谈论齐美尔和本雅明的分歧。不同于齐美尔把大都会中否定和矛盾的因素不断综合和化约成一个单一的逻辑，本雅明则透过波德莱尔这个在商品异化世界中打转的忧郁者的目光，把「大都会」转换成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综合象征，并把被齐美尔所掩盖的否定因素重新解读成阶级矛盾的各种象征符号。(Cacciari 1993：16)比如，他把游乐场中的机动游戏与在工厂中将一批批工人「训练」成非技术劳工的机器工作相比照，指出：「游乐场用碰碰车和其它类似的娱乐为人提供的不过是一种训练的滋味而已，非技术劳工在工厂中便必须服从这种训练」。另外，他亦透过解读〈赌博〉(‘Le jeu’)一诗，把赌徒在赌桌上进行永无休止的赌博的空洞时光阐释成一种无限重复的地狱时间，并指出：「一切周而复始正是游戏规则的观念，就像干活拿工资的观念一样。」但讽刺的是，在十九世纪，赌博才刚变成一种资产阶级的股票娱乐，到了一九三零年代，赌博却已成了「时髦生活以及在大都会底层无处安身的千百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换言之，我们早已身处于无穷无尽的地狱时间中。(Benjamin 1997：132-133, 134-137)

　　如果我们这些都市居民透过「生命体验」所认识到的世界是一个安全的梦境世界的话，那么本雅明的波德莱尔以其忧郁的目光看到的则是，「理智」和「生命体验」本身便已是一部使不同的个体步向「异化」状态的巨大装置。而忧郁作为一种都会的症状，它所指涉的则是一种异化状态下的无望感。安逸的梦境本身不过是地狱，文明的运作逻辑是最彻底的野蛮。这样一来，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波德莱尔的〈虚无的滋味〉(‘Le go?t du néant’)：(波德莱尔1994：176)

　　我从上空观看这圆滚滚的地球，

　　我不再去寻找一个藏身的处所!

　　引用书目：

　　1. 波德莱尔(C. Baudelaire)。1994。《恶之花.巴黎的忧郁》。钱春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 Benjamin, Walter (1997), Charles Baudelaire, trans. Harry Zohn, London, New York: Verso.

　　3. Cacciari, Massimo (1993), Architecture and Nihilism, trans. Patrizia Lombardo,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4. Simmel, Georg (1971),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ed. Donald N.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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