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在划分知识分子属性标准上存在着二重性标准,因而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则呈现出二重性认识。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阶级只能以经济为标准的观点,总体上成功地划分了中国各个阶级的范畴,唯独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陷入困惑。一方面,他以知识分子的社会经济地位为依据,把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划归劳动人民的范畴。如他在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时,于1933年为民主中央政府起草的《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的文件中明确规定:知识分子“本人的阶级成分,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故该文件指出:“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当著作家、艺术家等的时候,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171948年他又说:“所谓劳动人民,是指一切体力劳动者(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以及和体力劳动者相近的、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18另一方面,毛泽东又依据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生活条件及所依附的阶级,把知识分子划归不同的阶级,主要是剥削阶级阵营。譬如,还是在他为民主中央政府起草的决定中,又提出“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依其所属的阶级决定,如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富农,中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中农”19。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在论及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时却这样说:“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20显然,在这两处时间里,毛泽东把知识分子个人的成分——“阶级属性”和知识分子的家庭成分——“阶级出身”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妨碍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因为那时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主要的是依据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来制定的,而且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主要是发动和依靠工农两大阶级取得的,因而,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的二重性认识,并没有在他领导革命的实践中带来多大的消极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划分知识分子属性的标准问题上,基本上沿用了民主革命时期的二重性标准,且更多的是用家庭出身、所受教育性质及政治思想等来判断知识分子的属性。在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重点讲了知识分子问题,认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21显然,这里是按经济的标准而把知识分子划归劳动人民的范畴的。但更多的时候,毛泽东总是把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等与他们的阶级属性相联系,甚至相混淆,即从非经济的方面考察知识分子的属性。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和著名爱国人士、哲学家和教育家梁漱溟先生,在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在批判梁先生的“九天九地”说时讲道:“中国现在有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资本家、大学教授、高级技术人员、起义将军、宗教首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盟。”22毛泽东在此将大学教授、高级技术人员这些知识分子与资本家等并列,显然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政治思想等考虑的。再譬如,在1956年8月30日举行的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党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千多万党员里头,大中小知识分子大概占一百万。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他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23这里毛泽东也是从家庭出身、政治思想等来认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正是受他的观点的影响,八大政治报告不但没有重申同年1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布知识分子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而且把除新培养的劳动人民出身以外的知识分子,仍然列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范畴。总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毛泽东在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上存在着矛盾的二重性,那么,其结果一方面把知识分子划入劳动人民行列,另一方面又划入剥削阶级行列。

二是把阶级既看作是经济范畴,又认为是政治思想范畴。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就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24划分阶级只能以经济为依据。然而晚年毛泽东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958年11月,毛泽东这样说:消灭阶级问题,值得考虑。按苏联的说法是1936年宣布的,16年消灭,我国16年也许可能。今年9年,还有7年。但不要说死。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25。“这就提出了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背离的,所谓除了有‘经济剥削的阶级’之外,还有‘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错误观点”26。而把阶级看作是一个政治思想范畴,“这就在事实上提出了一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从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的新方法。”27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按此方法判断知识分子属性,必然从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错误前提出发,得出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结论。

三是一方面承认搞建设离开知识分子不行,另一方面又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缺乏充分的认识。

如果说革命主要的依靠工人、农民就可以取得胜利,那么搞建设离开了知识分子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要建设、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依赖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这一切都离不开科学文化知识的载体——知识分子。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知识分子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获得进步的决定因素。因此,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对此,毛泽东是有所认识的。他说过,搞建设没有知识分子,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的这种认识又是很不牢固的。由于中国革命主要是依靠工农两大阶级,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取得胜利的,这一事实使毛泽东在较大程度上认为,建设同样可以依靠工农阶级和战争年代里政治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大跃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一认识的产物),加之他对知识分子的恐惧感、不信任感,使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始终缺乏充分的认识。尤其是经过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对广大知识分子普遍产生了一种反感和鄙视的心理,认为没有知识分子照样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甚至进一步贬低知识分子的作用,认为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无知识的,并说:知识分子“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28“这种评估实际上把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的关系,说成了主人同雇员、老板同打工仔的关系,而不是平等的、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29而且更重要的是把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农民公然对立起来。因此,知识分子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也就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综上所述,由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状况估计失误及匈牙利事件和反右斗争等客观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他本人在知识分子问题理论上的一系列矛盾与困惑,导致了毛泽东晚年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这个原则性的失误带来了两个极其严重的后果:一是极大地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二是导致了毛泽东本人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错误看法,并成为1957年后20年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之始。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应永远铭记在心!13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16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245711141521222328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9、404、405—406、338、326、456、484、406、113—114、302、453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6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24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910　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00—10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121727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87、85、9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13　《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49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626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10—11、第1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18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9　转引自《关于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社会归属问题的思考》,《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1期。20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24　《列宁全集》第6卷第233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25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1日)。29　金春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反思》,《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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