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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解释了这几个句子中出现的所谓季节混淆：即“春”“菊”“绿荫”“落花”等词汇的并置。他认为由于这是“头脑中的世界（worlds of the mind）”——宇文所安对“意境”的翻译——“由感官经验中的许多因素再组合建构而成，所以不必拘泥于经验世界中的一个特定场景”。尽管宇文所安没有在这里说明《诗品》为什么要塑造“意境”，但是他译文别处一再提出，《诗品》因为受老庄影响喜爱“含混的不确定性”。但要达到宇文所安所说的“含混的不确定性”（“hazy imprecision”or“elusiveness”），仅仅晦涩就可以做到，不需要塑造出一个意象浑圆，具有风格特征的“意境”。在中文的阅读中，表现“典雅”的这几个场景并不一定前后相续，所谓季节的混淆对读者也不会构成阅读的障碍。意象自由叠加，构成独特的意境，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出现极其频繁。
而且，《诗品》蓄意构造的“诗境”，本身就超越了时间。时间的流逝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是经常表现的主题，怀古——“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思妇——“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这些典型题材均和光阴的匆匆有关。在西方，基督教占据社会、文化、思想的统治地位长达一千多年，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国，整齐划一的基督教信仰能够比较好地满足人关于永恒的思考与期盼。和基督教相比，中国古代的宗教并没有具备如此强大社会、思想的整合功能，因此，面对匆匆流逝的时间，中国古代人更容易感受生命的无常，对人生发出慨叹。人希望获得永恒而不能，而进入“意境”正是抵抗这种流逝的方式，于审美之刹那突破岁月的流逝感，使生命的瞬间具有永恒的意义。“诗境”因此处于时间的宿命之外，进入“诗境”的同时也就脱离了宿命，尽管是短暂的，但从“诗境”在人类中可以跨越时空共通的角度来看又是永恒的。自陶渊明以来，中国古代诗歌确实从老庄思想的影响中创造出这种实现其精神追求的独立的美学追求，《诗品》面对属于这个谱系的诗歌，也采用了此哲学传统之内的方法，它的四言诗形式与所传递的内容的结合得非常恰当。
比较宇文所安的译本与国内传统注释的差异，能够重新审视我们自身文学，甚至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如果说，文化的差异最终表现在语言上的差异，那么在文本的比较之中发现差异，通过差异进一步认识并确定自我与他者，或许这就是比较文学的意义之所在。
注释：
①陈尚君、汪涌豪，《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辩伪》，1994年全国唐代文学研究年会上，陈、汪提交此篇论文，引起了学界关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的热烈探讨，至今无定论。本文依照惯例，在行文中仍旧以司空图为作者。
②Stephan Owen, Readings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中文版译名为《中国文论：翻译与注释》，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本文对宇文所安作品的翻译参考了这个译本，但是王、陶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行文的流畅以及更符合中文阅读习惯，将一些词以意译的方式做了汉化处理。这本无可厚非，但由于本文思考的正是英译与原文中有可能浮现的文化差异，所以在一些特定之处采用直译。
③④⑤⑥⑩{11}Stephan Owen, Readings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02, p.299,p.332, p.333, p.310, p.345.
⑦⑧{12}{13}{14}孙联奎、杨廷芝：《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第7、6、58、13、317页，齐鲁书社1980年版。
⑨程国赋：“世纪回眸：司空图及〈二十四诗品〉研究”，载《学术研究》1996年第6期,程国赋在文中将对《诗品》属性的定位分为四类：1.风格论；2.意境说；3.诗的哲学说；4.审美图式说。其中风格论影响最大，又常和意境说互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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