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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L.Y.Liu,Language Paradox Poetics:A Chinese Perspective,Prine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New Jersev.1988,p.21.）又如，他曾经将刘勰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说与席德尼(Sir Philip Sydney)“言语次于理性，是人类最大的天赋”说并列比较，认为两者之同，皆认为”语言是人类独特的才能”；两者之异，显出儒家与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之差异：“对刘勰而言，语言是人类心灵的自然显示，这本身也是宇宙之道的自然显示；对席德尼而言，语言和理性都是上帝赐予人类的天赋。”（注：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台北联经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89-91页。）
其二，综合中西文论的某些元素。刘若愚认为：“当我说中西文论综合之时，并不意味着综合所有的中西文论，而是某些中西可靠的文论元素的综合。”（注：James L.Y.Liu,The Interlingual Critic:Interpreting Chinese Poetr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2,pp.105-106.）刘若愚主张综合小西文学理论中的某些可靠元素，其目的在于建立适应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学的新理论。例如，他的诗观“诗是不同的境界和语言的探索”，便是在综合若干中西文论元素的基础上形成的。又如，他关于“意象”的见解（详下“诗歌意象分析法”），也是中西文论综合的产物。
其三、注重不同语言各自的特点。在《中国诗学》一书中，刘若愚以较大篇幅解说“六书”造字法则，指出西人无视汉字内有表音因素是错误的，为汉语的特性正本清源。刘若愚认为，某些中国诗句主语省略的结果是：“与西方众多以内我为中心、以入世为依归的诗歌相比，中国诗歌常常有一种无关个人、融于宇宙的普遍性质。”（注：James L.Y.Liu,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62,p.41.）例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句：“我曾孤独地漂泊如一朵云。”(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中国诗人也许只写成：“漂泊如云。”(Wander as cloud)前者记录下受空间和时间限制的一种个人经验，而后者呈现出具有普遍适应性的一种存在状态。
香港学者朱耀伟在《从西方阅读传统中国诗学：三个范位》一文中曾经对刘若愚诠释中国传统文论的位置提出批评，指出：“从刘若愚的例子，我们可发现‘语言之间’并不是一个中性地带，而批评家也无可能超越两种语言文化而以超然的角度去检视及比较两种不同之文化系统。”（注：朱耀伟：《后东方主义——中西文化批评论述策略》，台北骆驼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页。）不过，他也承认刘若愚为我们阅读传统中国诗学提供了新的角度和视点。
三、中国文论的系统化
美国英语教育学者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理论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了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等文学四要素的说法（注：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理论批评传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10页。），并且建立起以作品为中心的三角形文学理论架构，图示于下：
附图
艾布拉姆斯从作品与宇宙的关系导出“模仿理论”，从作品与欣赏者的关系导出“实用理论”，从作品与艺术家的关系导出“表现理论”，从作品本身导出“客观理论”，并对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史中上述四大理论的盛衰演变情况有清晰的说明（注：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理论批评传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4页。）。
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除了《文心雕龙》等少量著作外，大部分缺乏外在的、显性的理论体系。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借鉴艾布拉姆斯的理论，又根据研究对象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加以改造，建构起中国诗学的系统理论。他以“作家”取代“艺术家”，以读者取代“欣赏者”，而“宇宙”、“作品”两项则维持不变，并将这四要素重新排列成两个反向圆环，图示如下：
附图
刘氏以为，文学审美循环系统分成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宇宙影响作家，作家反映宇宙。由此导出两种理论：文学为宇宙的显示——形上理论。文学是政治和社会的反映——决定理论。在第二阶段，作家创造作品，亦可导出两种理论：文学是人的情感的表现——表现理论。文学是以语言为材料的精心制作——技巧理论。在第三阶段，读者阅读作品，通过鉴赏作品产生美感，导出“审美理论”。最后在第四阶段，读者对宇宙的反应，因阅读作品而企图对自然社会有所改变，由此而产生“实用理论”。
参考刘氏建构的文学理论系统，结合现代美学观念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文学审美系统是一个大整体，四个层次或四个主要环节紧密相连，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两个相反方向的大回环。在这一系统之中，每两者之间存在着互相交换的双边关系。首先，就“宇宙”与“作家”两者之间而言，一方面存在着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即审美客体“宇宙”被审美创作主体“作家”所反映；另一方面，发生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9页。），即主体在反映客体的同时，已向客体贯注了自己的本质力量。人同世界的这种关系早经马克思所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71页。）这种“物质变换过程”自然是双向而不是单向进行的。艺术创作也是一种生产劳动，中国古典美学的“心物交融说”，正是对这一艺术生产中的“物质变换过程”的形象说明。其次，就审美创作主体“作家”与审美艺术结晶“作品”之间来看，作家既创造了作品，又能从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里观照自身。第三，在审美欣赏主体“读者”与审美艺术结晶“作品”之间也是这样，读者既受到作品的影响，又能根据自己的审美经验对作品进行形象的再创造。第四，在审美欣赏主体“读者”和审美客体“宇宙”之间同样如此，欣赏者既从“宇宙”中获取审美生活经验，又将自己的审美感受通过各种方法施加于社会，从而文艺才能产生它的社会效果。总之，整个系统逐层推进，遵循着有机性或有序性的原理运行，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生成五光十色的文艺世界。
台湾学者黄庆萱在《刘若愚〈中国文学本论〉架构方法析议》一文中曾经对刘若愚的文学理论系统架构和方法提出批评，认为刘氏系统在“宇宙”与“作品”之间没有连线与箭头，因而取消了中国文学中的“模仿理论”，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同时刘氏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强调归纳，实属演绎”、“选择资料，武断矛盾”、“辗转引用，未据原典”等瑕疵（注：黄庆萱：《与君细论文》，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9年版，第276-378页。）。不过，黄氏也承认，正是因为读刘氏之书而使自己对文学理论的见解有所长进。
四、诗歌意象分析法
“意象”一词的英文是“image”，源自拉丁文“imago”。“意象”是什么？根据刘若愚的观点，它不仅指诗人在诗中描状自然物象的词语，而且是诗人表达抽象意念的媒介。西方学术界历来非常重视诗歌的意象描写，认为“用意象描写，这本身就是诗歌的顶峰和生命”（注：引自刘易斯著《诗歌意象》，牛津出版社1958年版，第20页。）。西方汉学家认为中国传统诗学也有许多关于“意象”的论述，只是歧异甚多，难以统一定义。针对中国传统诗学的具体状况，刘若愚建议，最好按照意象的种类，分别加以界定。在《中国诗学》中，刘氏把中国古典诗歌里的意象分作基本的两类：“单纯意象”和“复合意象”。他说：“单纯意象是唤起感观知觉或者引起心象而不牵涉另一事物的语言表现；复合意象是牵涉两种事物的并列和比较，或者一种事物与另一事物的替换，或者一种经验转移为另一种经验的词语表现。”（注：刘若愚：《中国诗学》，台北幼狮文化公司1977年版，第152页。）
“单纯意象”在诗中只起描述作用，如“草”、“木”、“虫”、“鱼”、“山”、“河”、“雨”、“露”等词语出现在诗中，往往构成单纯意象。谢灵运诗“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其中的“池塘”、“春草”、“园柳”、“鸣禽”都可视为单纯意象。
复合意象比较复杂，其下还包括四种亚类：并置意象(juxtapositiong)、比拟意象(comparison)、替代意象(substitution)和转移意象(transference)。并置意象貌似两个独立的单纯意象，彼此不作明显的比较，一般是将自然之物和人平列放置，建立一种类同或对照关系。如《诗经》中的《桃夭》诗云：“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把“桃”与“新娘”的意象并置在一起，构成并置复合意象。比拟意象是将一物比作另一物，借以得到鲜明、生动、深入浅出的效果。有的本体、喻体和比喻词一应俱全，如韦庄《菩萨蛮》“炉边人似月”，便是这种比拟复合意象。替代意象是本体不说出，仅以喻体代之的复合意象。这类意象衍生出了许多套语，如“秋波”代“眼光”、“红雨”代“桃花”之类即是显例。转移意象是将不属于某物的特性赋予该物。如在杜甫（月）诗句“四更山吐月”中，“山吐月”即是转移意象：月亮冉冉上升，仿佛被环绕的群山“吐”出来一般。很明显，这里将动物的吞吐特性转移给了山峰。
总起来看，刘氏为意象种类建立了如下体系：
附图
这一体系既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常见的意象类型，又与我国传统的辞格类型互异其趣，为欣赏和研究中国诗歌意象开辟了一条新路。
刘氏还指出，研究意象应该特别关注“显示诗人之个性的意象，因为‘文如其人’(Style is the man himslfe)，在一个人文体（风格）的形成中起重要作用的意象，时常提供了了解这个人的线索”（注：刘若愚：《中国诗学》，台北幼狮文化公司1977年版，第199页。）。这为通过诗人运用的特殊意象分析其风格特点提供了直接的途径和方法。他认为，如果关于某一诗旨的复合意象一再出现，便会引起读者的瞩目和思索，他以苏轼词为例做了说明。苏轼经常说“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人间如梦”（《念奴娇》）；“古今如梦”（《永遇乐》）、“十五年间真梦里”（《定风波》）、“人生如寄”（注：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苏文忠公诗文，少重复者。惟‘人生如寄耳’十数处用，虽《和陶诗》亦及之，盖有感于斯言。此句本起魏文帝乐府。厥后《高僧传》、王羲之《与支道林书》祖其语尔。朱翌新仲《猗觉寮杂志》，乃引高僧及高齐刘善明，似未记魏乐府。余为太和萧人杰秀才作《如寄斋说》，引文忠公诗甚详。”（何文焕编《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61页）。）、“人生如逆旅”（《临江仙》）等。这些意象一再出现，便凸显了东坡对人生短暂而虚幻的感受（注：参见周发祥《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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