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年谱是重要的参考工具书

    在图书馆一般的参考咨询工作中，为读者主要解决三大问题：一是有关人物资料的查询，包括生卒年、籍贯、职务、经历和作品等；二是检索读者所需要的有关历史事件和社会活动的史料；三是提供有关书目文献的查阅与考证。特别是寻找已佚的文献，难度很大，假如能有效地充分地利用年谱，就能事半功倍地做好参考咨询工作。
    年谱是研究历史人物生平的重要参考资料，年谱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实证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此，年谱这一历史文献体裁始终为学界所重视。各朝各代均有人在修撰年谱。年谱在我国的历史可追溯到唐宋时期，唐人的年谱情况不明，而宋人所编的年谱却不少。由于年谱的重要性，在中国古籍中它与方志、家谱一样，是图书馆参考咨询最重要的文献源之一。
    中国的历史著作大致有三种体载，即记事、编年、传记。在人物传记中，主要有记事和编年两种，记事的如二十五史中的记传类文字，可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编年体著作则是将一代历史按年月日顺序编成，可以孔子所著的《春秋》为代表，从鲁隐公元年始一直编了242年，这种编年体的方法被中国史家看重，在旧时学人的眼中，编年体著作地位低于纪传体，而真正能和司马迁《史记》相当的编年体著作就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了，实际上该书是把前人的记传体改为编年体，从许多著作中汲取史料编纂而成。但此书偏重于历代臣君事迹，对许多文人不记，对非正统的事不记。另外“通鉴”一类的著作只在“通”不在“专”，尤其不能反映个人的详细情况。钱穆曾指出《资治通鉴》在年号记载上也有许多事例可以商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规范。[1]因此到宋代，反映一人生平活动大事的记载文体出现了，这就是年谱。年谱继承了编年体的传统，它是按传主的生平事迹以年月记事的一种体裁。清代史学家章实斋说：年谱之作，“有补于知人论世之学，不仅区区考一人文集而已。”[2]当代著名史学家吴泽说：“余治史六十多年，深知年谱于史学研究之重要。早年尝读先贤年谱，常叹其考订事迹之祥，引经据典之专，排订年月之细，非它书能比。”[3]
    由于年谱说明了文献资料源的所在，并且细心的去发掘文献上所没有记载的资料；而且年谱采用资料的丰富、考证的严密、选用的恰当，真正做到了考订事迹祥尽，引经据典专门，排订年月细微，是参考咨询的好工具。
    年谱实是为人树碑立传的。年谱的写作当然应该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绝大多数的年谱都基本按此要求编写。编者在写作时，有事即载，无事即阙，有对写对，有错写错。但有些年谱往往带有强烈的褒贬意识，当然《春秋》一书里也有褒贬，只不过笔法不同，所谓“春秋笔法”一词即来源于此。

    　　2　年谱是检索人物一生活动的简明档案，可以理清许多复杂的线索

    2.1　年谱是图书馆进行历史人物参考咨询的最好工具书
    年谱是历史人物一生的简明档案，有些年谱长编实际上就是个人资料的数据库，年谱为人物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实证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就一般意义上来说，年谱收集了有关个人最详尽的第一手资料，可以理清人物活动的许多线索。人物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尤其是第一手资料，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更是弥足珍贵。而年谱对于人物资料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梳理，对于研究者来说，更显得重要。钱仲联先生说：“年谱是否精善，关键在于对材料是否“多方考信，祥瞻精确。”[4]大多数年谱都努力这样做了，给读者提供了许多方便。
    对于现当代人物，因为距离我们历史较近，在资料的考证与把握上，相对方便一些，而对前代人的资料特别是古人的事迹，收集起来就困难一些。所以钱仲联先生说，为当代人做年谱易，为前代人作年谱难。因为前代人时移世远，载籍或遗失，或彼此乖迕，必求多方考信，详瞻精确。”[5]例如盛宣怀是近代洋务运动中最为活跃的人，一生经历丰富，有关他的资料多而复杂，要作好有关盛宣怀的咨询工作，用他的年谱可以解决许多问题，例如夏东元先生编撰的《盛宣怀年谱长编》，就包含了以下三方面资料：一是盛宣怀的档案资料，俗称“盛档”，其中大多是盛氏的亲笔稿件，其内容几乎涵盖了盛宣怀一生；二是涉及盛宣怀的相关人物的资料，如李鸿章等一批洋务运动主要人物的材料，不下数千万字；三是政府机关团体有关材料。这些资料庞大而散乱，而在这其中最主要的材料就是盛档，共几十万件，资料来源极其复杂，其中既有正规的官方文档类型，也有极不规范的民间文档类型。年谱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充分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盛宣怀年谱长编》，“为学者和后来者提供比较重要的第一手原始资料。”[6]
    年谱不但反映了一个人的最详细资料，同时还反映了一批与之相关人物的材料。还是以盛宣怀年谱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年谱不但收集了盛宣怀的资料，还收有许多与谱主相关人物的材料，反映了当时政经各界的情况，如郑观应与盛宣怀过从甚密，几乎所有有关盛宣怀经商的史料，皆涉及郑观应。这部《盛宣怀年谱长编》中即收入上百封郑观应未公开过的信函，此谱可谓是研究郑观应的一部十分重要的史料。
    2.2　年谱是对历史事件和社会史料进行参考咨询的重要工具书
    我们知道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变化总是与人物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从许多人物的活动中，我们可以充分把握历史事件发展的脉络，年谱正是从事件的各个角度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原来面目。从人物的一系列活动中，我们又可以从一个侧面掌握社会概况。因为人物活动于社会大舞台，是组成历史事件的基本元素，所以年谱实际上又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缩影，反映了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反映了中国历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广阔场景。例如关于消防水龙的记叙，有人认为是在晚清末年的上海才开始被广泛应用的，其实不然，在《许顺庵老人自述年谱》中，就记录了浙江海宁袁化乡在道光年间就已经开始使用了。道光七年，袁化乡保安桥北发生大火，殃及二十余家。幸好该乡有水龙7具，效力极大，才扑灭了大火。而该水龙是谱主之兄首创的。[7]
 我们在对“中国近代实业的变迁”这一课题进行参考咨询工作时，完全可以利用《盛宣怀年谱长编》，因为盛氏主要活动是办实业，因而年谱收集的材料最多的是与实业发展有关。年谱详尽地论述了中国近代轮船、电报、煤铁矿、冶炼、铁路、银行、纺织等企业的发展历史，为我们勾画出近代中国实业发展的历史。例如为了说明盛宣怀在上海办机器织布厂一事，年谱先后将《捷报》1893年10月20日刊登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失火纪实”，[8]1894年9月28日刊登的该局恢复情况的报道，李鸿章上请恢复机器织布局的奏折等附上。[9]年谱在谱主29岁一条中说，盛宣怀拟就“上李傅相轮船章程”提出“委任宜专也”，“商本宜充也”，“公司宜立也”，“轮船宜先后分领也”，“租界宜酬定也”，“海运宜分与装运也”。用现在的话说，他就政企分离、资本考核、机构设置、利润率的设定，乃至产品改进都提出了很有见地的建议，有的观点至今仍有意义。[10]这些材料对于研究中国近代纺织业是大有裨益的。
    来新夏先生与徐建华先生在他们的著作中也说，年谱在学术研究中，“它的使用价值较高。”表现在对制度和政策、人民的反抗斗争、社会经济、自然灾害文化教育等的记录上。[11]

    年谱素以知人论世的工具而存名于古今，但年谱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却被人遗忘了。这就是书目的作用。书目的种类极多，但以一人之著述合聚一起，并附之以写作背景、成书年代、版刻情况，在古书中却很少见。而年谱详列谱主一生著作，细分条理，简介内容，不正是起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渊流的作用吗？
    年谱的书目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存了谱主大量甚至全部的著述，可以补充其它书目和传记的不足；二是反映了谱主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变迁，有利于对著作的考证与研究；三是记载了与谱主有关的书目，其中有些著作本身可能已经遗失，而赖年谱给保存下来。下面以《尊者年谱》为例说明[12]：
    谱主知礼(960-1028)，字约言，号法智，世称四明尊者，年谱编者为宗晓(1151-1214)。谱主长期研习天台教观，开创山家派，为宋初天台宗著名高僧。谱主有多种著作问世，但流行于世、影响较大的《新续高僧传》中仅说其“成妙宗钞教万言”，《补续高僧传》虽也列举其著作目录，但只列出主要的著作如《十义书》等。实际上谱主有著作多篇，这些书目在其他文献中很少见到，但在年谱中都得到了详实的反映。[13]《尊者年谱》中录入重要书目有：《十不二门指要钞》、《十义书》、《观心二百问书》、《观经融心解》、《教门杂问》七章、《消伏三用笔》、《出绛帏三十问》、《修忏要旨》、《别行玄疏记》、《观经妙宗钞》、《光明拾遗记》、《梦鱼跋》、《问帏试问》、《伟法十问》、《光明文句记》等。
    年谱不仅在正文里涉及到谱主的著述情况，有些高质量的年谱还在年谱后列上专题书目，这些书目极有学术价值。例如，《姚惜抱先生年谱》，谱后附录了方宗诚的《文目编年》，编者生怕读者“不悉其文行本末，因遍览诸家文集及先生家藏手稿，取其有证而足信者为年谱书。”[14]姚鼐为桐城古文大家，上继方苞，自成一家，这份书目对研究姚氏和桐城文章均有益处。
    我们研读年谱，不但要注意其人学术行事，更要关注其著作存留情况。假如我们要检索一些图书，在书目中遍觅不着，何不到年谱里去查一查，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尤其是民国以来学者著作，一些书目中往往缺编，而年谱罗列甚详，正好补充书目的不足。
    此外，年谱还起到了保存部分文献的作用，有些很重要的文献，依靠年谱的而赖以保存。特别是年谱的附录，其中有许多重要的资料，在他处很难找到，而在年谱里却清清楚楚记载着，但这一点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如宋人梅询，是宋初大诗人梅尧臣的叔父，曾任知州、著作佐郎等职，也有诗名，诗风清新淡雅，与当时与以浓艳著称的杨刘西昆体诗迥然不同，著有《许昌集》，可惜已佚。年谱作者为谱主的同乡，遍检其家藏，搜寻得诗26篇，在年谱附录中以《诗略》之名刊出，为作者保留了一份文献。[15]
  
【参考文献】
    1　钱穆著.中国史学名著.台北：三民书局，1980
    2　章实斋.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见：胡适.章实斋年谱齐白石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3　黄秀文.中国年谱词典（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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