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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围城》的象征性在小说中在在有迹可循，比如“子爵号”和“三闾大学”的封闭性，赴“三闾大学”途中的轮船和长途汽车的封闭性，“欧亚大旅社”和那扇“破门框”所象征的开放的有名无实，以及方、孙从香港归沪途中，方鸿渐从收听广播引出的那段宏论所象征的精神性“围城”，等等，只是由于作者过于旺盛的语言巧智使这种象征变得闪烁不定而难以窥破。
广义地说，五四以后所有的优秀作品都是针对传统定居文化中“围城情结”的批判，如巴金的《家》、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雷雨》和鲁迅的全部作品。但现代文学尚未提供直接抒发中国人觉醒了的“吉卜赛情结”并且可与本文开头罗列的世界名著媲美的真正杰作。港台武侠小说中的吉卜赛潜意识因其旧瓶装新酒而回天乏术，落入“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语)的围城困境。金庸不得不以韦小宝式的扯淡而被迫封刀。台湾的三毛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活生生的“吉卜赛女郎”，但她的作品因过于纪实而缺乏强劲的感染力和深刻的悲壮感。尽管如此，大陆的“金庸热”和“三毛热”依然有效地应和了中国人压抑过久的“吉卜赛情结”的觉醒，金庸固执地拒绝重操旧业和三毛的自杀都充分显示出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决心。三毛对西班牙人荷西和沙漠幻影的一往情深，更让我们想起梅里美笔下“不自由、毋宁死”的卡门形象。也因此，金庸和三毛具有非同一般的文化意义。我似乎已经依稀看到了流浪型文学兴起的好兆头，看到了“吉卜赛情结”觉醒的契机。当然，伟大作品尚未出现，但已为时不远；而伟大的文学虚构，将重塑一个民族的精魂。
最后，我想借一部描写定居与流浪的文化对峙的杰作——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纳尔齐斯与哥尔德蒙》中的两句话，来结束本文：
“他始终是财产拥有者和安居乐业者的对头和死敌。”
“要么当小市民，要么当流浪汉。”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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