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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在当下中国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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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8: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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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作家的茅盾，其小说塑造的主要形象，是中国现代社会的资本家形象系列。
茅盾小说资本家形象系列的悲剧意义在于，资本家是中国现代社会新生的生产力代表 ，它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一种超前的力量，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结构，它事实上 不可能在当时完全成功。随着中国当代经济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多种经济成份特别是 非公有经济的快速发展，茅盾的资本家形象系列越来越体现出生气，吴荪甫的理想已经 实现。这让茅盾在当下改革的中国具有了最为鲜明的现实意义——就这个意义上讲，茅 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有生产力意义的作家。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主题是反封建，鲁迅是其中最伟大的旗手，这是完全正确的结 论，是没有争议的。但这就是就文学的意识形态意义而言的，这也是传统的意识形态文 学观研究的结论(注：见毛泽东《论鲁迅》、《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王富仁《呐喊彷徨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汪晖《反抗绝望 》的结论。最近蓝棣之《症候式分析：毛泽东的鲁迅论》专门论及了毛泽东不认为鲁迅 是一个政治家的意思，见《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2期。)。并且，用精神的力 量来批判精神，或者用政治权力或政治的最高形式战争来批判精神，是过去中国现代文 学及其研究用于反封建的基本模式：前者在新时期成为主流，后者在新时期以前占压倒 优势(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封建，很快由思想革命转向政治革命及其最高形式 战争；建国至新时期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主要是政治批判；新时期以后的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就转向精神批判。)。
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还有一种批判，这就是物质的批判，这就是茅盾的批判。茅盾终 其一生的主要创作是中长篇小说，且大多以资本家为主人公，主要探讨资本家在中国的 经济命运，比如《子夜》、《林家铺子》、《第一阶段的故事》、《走上岗位》、《锻 炼》、《霜叶红于二月花》，还有他一生中惟一一部话剧剧本《清明前后》等。显然， 与现代文学史上许多重要作家把注意力放在农民和知识分子上探讨反封建的思想启蒙不 同，茅盾把创作的主要力量放在资本家身上，放在现实的反封建的物质力量上面，放在 超越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即工业文明的基点上，换句话说，也就是新兴的生产力即工业 文明的基点上，他的整个文学创作，都是用褒扬工业文明的代表人物资本家形象来否定 农业文明的代表人物地主形象。比如让冯云卿的土地毁灭在交易所的投机中，让吴老太 爷风化于灯红酒绿的上海滩上，让赵守义们恐惧于王伯申们的崛起之中，等等。比较鲁 迅小说中狂人的呐喊、疯子的“吹熄它”、涓生的痛定思痛，郭沫若凤凰的涅磐，巴金 笔下觉慧的出走、汪文宣无声的死去，老舍笔下瑞宣的痛苦，曹禺笔下愫芳在“北京人 ”指引下的出走……我们更能体会到茅盾现实主义的物资广博性与写实预见性。在茅盾 这里，知识分子的使命并不比资本家更重要，一部《子夜》，“新儒林外史”系列形象 或酸或腻或左或稚，资本家系列形象却成了社会的主宰，真正的骑士英雄吴荪甫成为30 年代上海滩上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
本文在这里使用的价值观念只是一种传统的历史批评标准，一种类似于恩格斯对巴尔 扎克小说评价的历史标准。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时着眼的只是巴尔扎克对法国未来资 产阶级的胜利的揭示以及对其所隶属的贵族阶级没落的无可奈何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 的胜利”[1](137页)，也就是说，我们评价作家对于社会的现实意义，主要着眼于作家 对历史发展的意义，而不是单纯的田园诗情。
因此，我们如果换成另一个角度来研究，我们会发现，鲁迅的主要意义在于精神破坏( 批判国民性)，而茅盾的主要意义在于精神与物质的创新(创造工业文明及其资本家)， 也就是说，茅盾是在生产力意义上具有历史进步性的作家。这种历史进步性在当代中国 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体现出非常深刻的生产力意义。所以我讲：茅盾是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最具有生产力意义的作家。当然，这个说法并不意味着茅盾在人文精神上超过鲁 迅，正如许多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恰恰相反，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人文精 神与历史精神是不同范畴的概念，这正如巴尔扎克在其充满人文精神的著作中体现出的 却是被恩格斯更看重的历史精神一样。这是本文评价的基本标准，这是要加以特别声明 的。
不研究茅盾文学创作对于当下中国的生产力意义，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缺 陷，特别对于现在不断发生价值观念变化的当代中国来说，更是没有理由的；再则，这 个特点在茅盾那里又是非常突出的，这本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个突出的问题。
二
这种新生的生产力意义也就是运用西方管理手段和先进的生产工具运作现代企业，参 与金融、证券，以通过金融衍生品的短期投机——这也是当代西方最有风险的金融期货 投机手段(注：90年代末期索罗斯在香港的金融衍生品期货投机以及英国金融机构在新 加坡的金融衍生品期货投机及其惨败，就证明这种金融投机至今仍然具有其强大的市场 意义。)，来进行企业融资，以促进企业的高速发展，促进资本的快速增值。
《子夜》的中心线索是吴荪甫的实业发展：吴荪甫实业发展依靠的是从德国学成的现 代管理科学；生产工具上采用的是意大利先进的纺织机械；同金融界的紧密合作比如与 杜竹斋；与同行的资产重组，比如与王和甫、孙吉人等人组建益中实业公司；对劣势资 本的合同胁迫重组，比如对朱吟秋的吞并；对企业管理人才的识别与使用，比如对忠臣 莫干丞的抛弃与对桀骜不驯的鹰犬屠维岳的大胆起用；金融衍生品的期货短期投机，比 如益中公司的公债短期炒作赢利，与赵伯韬的公债期货火并及其爆仓；对突发事件如工 潮的处理；每天沉浸在市场竞争中的异化状态，对妻子林佩瑶外遇的不觉及其家庭生活 的冷淡以及私人生活的随意性；竞争中的不择手段，如动用刘玉英刺探赵伯韬的美人计 ；对外资的僵硬态度，比如益中公司坚决不与外资合作等等。除了最后对外资态度的僵 硬以外，吴荪甫就几乎是当代上海企业界中某些佼佼者的现实写照。
就上述吴荪甫的知识准备、人才准备、资本准备、魄力手段、精力能力，作为生产力 意义的层面讲，吴荪甫就是当代企业家的楷模。但这却发生在1931年开始连载于上海的 长篇小说《子夜》中。这种生产力超前70年的艺术描写是不是体现了《子夜》对于当下 中国的现实意义呢?
三
从文学形象上来理解也许更符合我们的职业习惯。并且这种理解，最容易为人接受的 就是社会现象本身的例证。
阿Q系列与吴荪甫系列具有根本意义的区别，这个区别在于，阿Q是过去的，是属于封 建社会的，吴荪甫是未来的，是属于封建社会以后的社会的；阿Q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现 实意义，主要在于中国历史的停滞及其倒退，新时期以前一直如此，并且在新时期开始 后的一段时期内都没减弱；但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后，这种社会意义已经越来越弱了 (超时代的阿Q形象的哲理心理意义不在此论之列)；当封建社会在中国成为历史陈迹的 当下，在中国驶入现代社会进步轨道的当下，正如你所发现的：阿Q越来越少，吴荪甫 越来越多了。并且，当中国人已经在物质上充实起来，当市场经济已经左右了人们的价 值观念，当君治、人治、非法制的社会越来越成为历史，当中国真正与封建社会意识形 态彻底无缘以后，当每一个人真正为自己作主、为自己的发展奔走的时候，当下中国弥 漫的早已不是阿Q的奴性、愚昧、麻木、精神胜利、自欺欺人，中国农民已经成了鲁迅 理想的“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2](56页)里的人了。80 年代初期何士光短篇小说《乡场上》的冯幺爸形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冯幺爸有了自 己的土地，他成了自己的主人，在乡场上站起来了(注：这也是当下某些长期从事启蒙 文化的学者感到不同程度失落的地方：启蒙的对象已经不在了。)；当下中国弥漫的已 是吴荪甫作为企业家的野心、谋略、手段、勇气、信心、失败、挣扎、赌博、沮丧、逃 避、企图……这个例证不用到文学作品中去寻找，中国现在到处都是。这是一个崇尚生 产力的时代。这是一个物质、行动、操作、求实、创新的时代，而不再是一个精神、思 想、意识、注经、守旧的时代；这是一个鲁迅所梦想过的时代，既不是“做稳了奴隶的 时代”，也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而是“第三样的时代”；这是吴荪甫们称 雄的时代，再没有什么神仙皇帝，企业家已经成为当代群雄(注：当然当下中国还有许 多精神被忽略的地方，还有许多历史前进时期的必然的片面问题，兹不赘论。)。
四
在表现中国现代意识上，茅盾和其他的中国现代作家也有其显著的区别：大多数作家 都以启蒙主义作为宗旨，提倡人道主义、个性主义，鲁迅把这叫做“掊物质而张灵明” 、“任个人而排众数”[2](46页)，郭沫若的个性主义，巴金、老舍、曹禺的人道主义 ……当然，茅盾也是提倡人道主义的，但与上述作家不同的是，茅盾的现代意识中还有 更为鲜明的产业意识、金融意识。而这一点，甚至可以说茅盾在现代作家中仅是惟一。
中国传统文人历来重文轻工、重文轻商，“问以经济策，如坠云与雾”，这是中国农 业经济、封建社会经济规律所决定的，精神生产是由物质生产决定的，甚至物质生产的 形式就决定了精神生产的形式。正如中国的山水诗山水画成为中国特色艺术一样，它把 中国封建士大夫文化发展到烂熟的形式美地步，这样一种传统心理蔓延下来，即使接受 西方价值观念，也很容易进入西方的精神世界而忽略其物质内容。
但在西方文艺史上，我们在了解其社会发展史时，最有参考意义的却是现实主义甚至 是自然主义的作品，能“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 的全部东西还要多”[1](136页)的巴尔扎克以及类似的左拉等，这就不是一句人道主义 就能概括得完的。巴尔扎克、左拉一类的著作里面强烈的产业意识、金融意识，体现了 西方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意义。巴尔扎克终身生活在还债的尴尬中，他对社会生活的洞 悉让他超越了一般的文人，他已经是一个经济家型的文学家，正是这种生活的体验让巴 尔扎克写出了真正的《人间喜剧》。尽管作家并不喜欢他笔下的主人公，但作家在作品 里展示出来的历史趋势却成为这些作品的永恒生命。这在当时中国现代作家中少有知音 。这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单一的文化心理有直接的关系，也同中国社会的社会形态有关。 很少有人对巴尔扎克、左拉感兴趣，当然更不会对经济学有兴趣。但这与彻底反封建的 五四以后的中国是不相称的，同文学本身作为社会生活全面集中的反映的使命有了很大 的差距[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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