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形形色色的思想及政策发明中，以激进的方式号召怀疑党和各种形式的权威（主席的权威除外）是这场动乱之初最为引人注意的现象。回顾起来，毛对上层领导的否定并不像当时表现出来的那样广泛，尽管如此，他实在走得太远了。 

　　毛在1960年对苏联那本教科书的评论中宣称：“不管什么，历史不是英雄创造的，而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然而，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即群众只有得到正确的领导，才能发挥其创造历史的作用。1965年12月，与党的大规模冲突来临之际，他又向前迈了一步，宣布民主就意味着“群众的事情要由群众自己来管理”。他接着说，有两条路线：一是完全依赖少数人，二是动员群众。他说：“民主政治”“必须依靠每个人来管理事情，而不能只依靠少数人”。与此同时，他还多次号召要依靠“党的高级领导和基层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是到了1966年3月文化革命真正开始时，毛才发出了更为激进的号召，提出群众可以不需要党的集中领导： 

　　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 

　　两个月以后，这些“猴王”高举着毛的语录，包括“造反有理”这一口号，突然登上了历史舞台。“造反有理”这一口号是毛在1939年创造的，并把它归功于斯大林——这是种种讽刺中的讽刺。 “敢于造反，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宣称，“革命者就是孙猴子，……我们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我们要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②这些红卫兵所要打碎的旧世界，当然，是受党控制的；他们不准备去纠正它，而是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使之冰消瓦解，用一个全新的秩序去代替它。 

　　毛本人从未宣布过这样的目标。他在8月23日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他几个月，……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哩！” 

　　照字面理解，“几个月”可能是3个月或4个月，最多也就是6个月。其本质上是要使文化大革命更像一次普通的整风运动。尽管如此，由于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一段时期内，党只能以基层党委的形式存在，中央机构已被有效地打碎并停止工作。毛至少是在冒险，他不惜打碎他曾经为之奋斗40多年的政治机器，以便从中清除他的敌人。 

　　随着事情向着这一方面的发展，到1966年底和1967年初，党的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毛不得不在列宁主义与无政府状态之间作出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1967年2月，他在与张春桥和姚文元谈话时提到，上海有些人要求取消所有的部长，“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现在都不愿叫某某人某某长，而叫勤务员、服务员。其实这只是形式，实际上总还是长的”。在讨论到反对把政府机关称作公社时（张和姚在上海就是这样做的），毛质问道：“我们党放在哪里？……在一个公社里必须要有党；公社能代替党吗？”随后9年的历史充分证明，在毛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此时，另一种矛盾也逐渐变得尖锐起来。毛一贯认为，应该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是，自1960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一趋势开始时实际上乃是毛企图在林彪掌握的人民解放军中形成一个权力基础的一种战术调动，这是因为他感到党正脱离了他的控制，而绝不是因为他思想中有了任何革新或突然的变化。但是，无论他本人当初的意图如何，实施这种战术很快把毛引向一些具有重大理论含义的方向。 

　　在1964年2月发动“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7章）中，工业企业、学校以及全国其他各单位，都用军队的方式建立了政治部。这是事态发展中最重要的东西。军队不仅为这些部门提供了模式，而且还向它们提供了人员。这是毛事先就已亲自决定好的。1963年12月16日，他在给林彪、贺龙、聂荣臻元帅和肖华将军的一封信中说到：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提议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看起来不这样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 

　　这种依靠军队而不是党去领导其他组织的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同样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义的事实是，到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导师。正是军队在1964年5月编辑出版了第一部“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另外，虽然人们并不知道毛参加了这一每日祈祷书的编辑工作，但他是该小册子的作者，因而就参与了有关的活动，该书序言的绝大部分出自1960年10月军委会议的决议，而这一决议是毛亲自改写和批准的。因此，这一阶段确定了1966至1972年间无政府状态与军队控制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也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中各个极点的进一步和最终的分离。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许多悖论都与青年人的作用有很大关系。一方面，在运动一开始毛就向红卫兵们发出号召，要求他们像他和他那一代学生在1919年冲上历史舞台一样，争当先锋。但是，另一方面，1966年及其以后的方针却又极大地削弱了这些受过教育的精英的作用。红卫兵的无组织无纪律及自我放纵行为可以对此作部分的解释。1968年12月开始，毛把他们送往农村向农民学习“无产阶级觉悟”。在此之前，1968年夏曾为此批评过红卫兵。但这种悖论也反映出，在毛的思想和政策中，并没有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专业知识和受过较高教育的专业人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从理论上讲，所有这些矛盾均可在“又红又专”的口号下达到更大的统一。但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使重点发生了很大偏差，其方向不是用政治来补充知识和技能，而是用政治代替了知识和技能。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毛所信奉的现代化事业的整个基础实际上被大大地削弱了。 

　　很多过分行为的根源乃是1968年7月21日毛发表的一项指示。这项指示说：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1968年7月28日毛在与红卫兵领袖的谈话中，对上面的这段文字，也可能是对这段文字所出的那次谈话作了评论。在这个评论中毛本人看上去并不是特别关心用于实践的技术，在某些方面他甚至怀疑正规教育的价值。他说：“大学还要办吗？”“要不要招生呢？如果要招呢；比如讲文科，你不招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并不是说文科一定不要办，我今天讲的是理科、理工科”。然而，毛又继续说道，“如果文科搞不出什么名堂，那就拉倒。”他说，高小学的东西到初中重复，高中学的东西到大学又重复，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像恩格斯和他自己年轻时候那样：自学或自修大学（像毛在1921年所做的那样。他最后说：“真正的大学是在工厂和农村。” 

　　在理解这些话时，应考虑到这样一些事实，即与此同时，毛向他的那些红卫兵对话者们传达了一个非常严厉确实也非常无情的信息：即党是至高无上的，过去两年来他们一直热衷的活动再也不能被容忍了。在这种情况下，毛在某些事情上对他们表示赞同，给药丸包上糖衣，这是可以理解的。毛接着还说，考试是浪费时间，“所有的考试都应废除，彻底废除。谁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呢？谁考林彪同志呢？谁考我呢？谢富治同志，叫学生们都回学校去”。 

　　学生们确实被召回了学校，虽然学校的考试规则被废除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但社会秩序却有力地恢复了。在向红卫兵们解释为什么不得不停止这一已经使成千上万人流血牺牲、两败俱伤的争斗时，毛宣称： 

　　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你们能用这种方式联合成一个王国吗？ 

　　毛警告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可以恢复军管，叫林彪下命令。”当然毛确实这样做过，但是不管苏联和各种各样的“左派”怎样想，军队专政绝不是毛的理想。他“恢复军管”是因为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外没有其他手段能够阻止这场派性斗争。这种派性之间的战斗不仅仅是用砖头和弹弓打，而且还用步枪、坦克和其他重型武器。一旦局势变化、条件允许，毛就会重新确立党对“枪”的领导。他在1971年8月至9月与大军区司令员的一次谈话中论证了这一步骤的合理性。他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复杂的政治和经济事务中行使领导权，不是最好的办法。他说：“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放思想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事实上，这些讲话的主要目的是要恢复党的统一领导，使军队服从于党。毛说：“地方党委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在中国以外的人普遍认为，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回顾历史，尽管刘少奇在这次会议期间所受到的正式贬黜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但是，从1966至1976年所发生的一系列抛物线状的事件就是这样，也许我们能像中国人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说的那样，更为准确地将其称为“文革十年”。然而，从“九大”开始，我们确实看到毛泽东思想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主题和新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