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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29]③马克思在讲古典古代，即古希腊、罗马时，也提到“作为妻女家庭副业的那种工业(纺和织)”。[30]④在讲到西方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时，也说到“纱、麻布、粗毛织品(过去每个农民家庭都有这些东西的原料，并把这些东西纺织了来供自己消费)”。[31]⑤所以，耕与织的结合在西方也同样存在，不过马克思没有特意去谈它而已。
但是，象任何经济现象一样，就“耕、牧、纺、织、缝”这些职能的具体状况说，在西方和东方，也是有所不同的。西欧的封建经济，受日耳曼人村社的影响很大，除保留份地制外，还有不少村社公有经济的残余。整个封建时代，人口增加较慢，土地相对宽裕，牧畜业比较发达，并有部分采集经济。每个领地都有公用的牧场、草地、林区以至渔场。三圃制的休耕地和收割后的敞地制，都是为了提供更多的公用地。争取公用地的斗争，在西方屡见，在中国则罕闻。
由于牧畜业发达，人们的食物和衣著的构成也与中国有所不同，耕织结合常反映为耕牧结合。耕仍然重要，粮食仍是主食，但比重不象中国那样大。由于领主有陋规权，常强迫农民在公用磨坊磨面料、榨葡萄，以至在公用炉坊烤面包(当然是要付费的)，农民的主食也不全是家庭作业。衣著中，除麻外，羊毛织品和皮革占颇大比重。纺、织仍是家庭副业，但女农奴还要到领主的作坊内集体进行毛织品的制作。特别是精毛织品，技艺较繁，主要是在这种作坊中发展起来的。在制衣著方面，早在古罗马，皮匠和染匠就属于九大行业之中，在中世纪，又有巡回裁缝和鞋匠，挨户到农民家中做活。[32]①这在中国是很少见的。总之，在西方，在一个庄园或马尔克的乡区范围内，经济上是高度自给自足的，有许多庄园之间甚至没有道路，互不往来。但是，就农民的生活说，似乎公共活动的内容较多，共同体内的分工较细，协作和劳动交换较多，而家庭本位不象中国那样紧密。又不仅经济方面，在社会生活上，基督教会起很大作用，而家长制度不象中国那样严格。
自然经济本来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内经济生活多少，不决定自给自足的程度。相反，家庭以外的公共活动越多，如在原始公社或村社的残余比较多的民族，自给自足就更为充分、自然经济，“在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的基础上，更是占优势。”[33]①从这一点说，中国封建社会产生较早，历史较长，发达的程度也比西方高，表现在个体家庭在经济上的独立性也比西方大，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但并不是自然经济更为完整。事实上，中国封建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要比农奴制下的西方为发达，西方只是在后来重商主义时期，商业才超过东方。
东西方之不同，还表现在地租形式上。中世纪西欧长时间是劳役地租，这是最原始的地租形式，反映最完整的自然经济。农民每周在领主的土地上劳动若干天，还要为领主从事运输、牧放、修建等劳役和在领主的作坊中服役。相对地农民在自己家庭和份地上的劳动时间，就比较少了。十三世纪以后，劳役地租逐渐转化为实物代役租，而较快地又转化为货币地租。中国，则长时间内是实物地租(产品地租)，一直延续到明清。实物地租完全是由农民的家庭生产的。并且，“它还要以农村家庭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形成地租的剩余产品，是这个农工合一的家庭劳动产品，而不管这个产品地租是象中世纪常见的情况那样，或多或少包括工业品在内，还只以真正的土地产品来交纳。”[34]②事实上，西方的代役租中，工业品并不少，但并非以纺织品为主。中国的赋税(那无非是地租的转化形态)，则粮食以外，就是帛、绵、麻布、麻，所谓有“布缕之征”；两税法以后，实际并未停止，直到棉布。“对于这种(指实物地租)形式来说，农业经济和家庭工业的结合是必不可少的。”[35]③
东西方在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方面是有差异的，不过，在整个封建社会，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这种差异并不有什么重要意义，只是结合的程度不同，或大同小异而已。但是，到封建社会末期，在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时期，它就变得重要起来。中国封建生产方式的传统本来比较古老，而农业与家庭的手工业的结合，在进入用棉的时代，在生产工具没有什么改进的情况下，更为紧密了。这就更增加了封建经济结构的坚固性。
四 结 论
在西欧，纺织业是较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行业之一，而织呢业又是较早和农业分离、脱离家庭生产的。西方的工业革命，也是从纺织业开始， 是有了十六到十八锭的珍妮纺机，后来加上蒸汽动力。中国的男耕女织这一紧密结合的传统，却经久不息，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农民还主要穿用自己织的布。然而，它毕竟还是被机制纱打破缺口的。虽然主是要打破了纺，但到三十年代，农家织布所用的纱，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在市场上买来洋纱(包括上海产的机纱)了。这已不是自然经济，而是半自然经济了。
这告诉我们：起决定作用还是生产力。这正是我在本文一开始“耕犁和纺车”中所特予强调的。明清以来，我国纺车无由改进，也许是个历史的偶然，但它所造成的后果，却是历史的必然。
然而，任何一种历史性的经济现象，都有它复杂的、历史的原因，不是用单一的方式可以解释的。在“东方与西方”一节中所作的分析，也许不过是什一。但不管原因是否具备，男耕女织传统加强了我国封建经济结构的坚固性，则是不可否认的。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在印度……如果说他们的商业在那里对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的影响，那只是指他们通过他们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消灭了纺织业，——工农业生产的这种统一的一个自古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中国，那就更缓慢了，因为在这里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给予帮助。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36]①
这段话虽然常为人所引用，但我们对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内部具有坚固性往往注意不够，在计多论述中，为了强调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把它写成不堪一击。事实上，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的工业品没有一样能在中国畅销，在鸦片战争后的二、三十年间，情况仍然没有很大的改变。进入二十世纪，中国也从来没有成为帝国主义者当初所理想的四亿人口的大市场。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坚固性，无论是论述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问题，在整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中，都不能忽视。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它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生产力的落后，而这是不仅仅由于外部的侵略力量，就能根本改变的。它作为一种经济因素，长时期地存在着，甚至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经济，还会发生某种影响。“四人帮”横行时期，就利用了这种影响，在农村和在城市居民的家庭生活中，都产生过某种返回封建的倾向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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