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化生命精神的高扬

    在揭示出人的文化生命之后，梁漱溟先生对文化生命精神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界定。与孔子简单地把“礼乐”作为文化生命的基本内涵不同[XVI] ，梁氏的文化生命精神更为丰满，它包含着生命中的文化精神与文化中的生命精神两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

    援引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来阐释儒学，建立生命本体，从而以生命化了儒学，直觉化了道德，为现代人生提供指导，为人类文化指明道路，这是梁氏哲学的一大特色。柏格森认为，生命是一不断实现着“生命冲动”的永无休止之流，是一种宇宙的运动，而生命的冲动就是“绵延”，柏格森又称之为自由地创造意志，其向上冲动创造精神，也创造生命的形式，而其受碍后向下附落则形成物质。生命是运动，物质是运动的逆转。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相互克服又相互存在于一体，就形成了有机体和世界。深受柏格森哲学的影响，梁漱溟认为，宇宙本体是生命，尽宇宙只是一个生命，生命的不断变化产生出外在的现象世界。这个外在的物质世界是由所谓“前此的我”构成的，而“前此的我”又是由“现在的我”(意欲)产生出来的。就这样，梁漱溟建构了自己的生命(意欲)本体论，并以此来解释文化及其发展轨迹。

    从生命本体论出发，梁漱溟的结论是：生命是文化的归宿和原点，文化只不过是生命作用于世界的创造物，只是生命的表现形式而已。文化的变迁只是其核心思想——人生哲学人生态度的变迁。现在西方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由原来向外看向外探求，转移到现在的关注自己关注生命，这表明西方文化要发生一次质的转变。按照梁漱溟的意思，“人类文化有三步骤，人类两眼视线所集而致其研究者也有三层次：先着眼研究者在外界物质，其所用的是理智；次则着眼研究者在内界生命，其所用的是直觉；再其次则着眼研究者将在无生本体，其所用的是现量，初指古代的西洋及在近世之复兴，次指古代的中国及其将在最近未来之复兴，再次指古代的印度及其将在较远未来之复兴”[XVII]。 从文化对生命精神的关注看人类文化发展的三阶段，依次表现为对较低的生命精神的创造物——外界物质的关注，对生命精神的载体——生命自身的关注，对生命精神的超越，对无生命的本体——无的关注，它们依次代表着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在最近未来复兴的不但是东方的文化，而且直接了当的是中国文化，因为中国哲学的方法是直觉，所着眼研究所关注的是生命。而文化发展的终极目标，文化向最好的方向去发展，唯一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增强人的生命活动，弘扬人的生命精神，使文化与生命得到统一。梁漱溟先生的结论是：“最好的文化就是增盛人的生命活动的文化，反之，最不好的就是那减低阻碍人的生命活动的(文化) 。”[XVIII]

    从生命本体论出发，梁漱溟重新诠释了在不久的未来就要复兴的中国文化，继续发挥着儒家哲学“万物化生”的变易思想。在梁氏看来，中国文化关注的是“生”，讲的是“宇宙之生”。这里的“生”不仅指生命，还指化生生命的过程，故说“生生之谓易”——化生生命是宇宙自然不变的准则，梁漱溟认为，“这一个‘生’字是最重要的观念，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他认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XIX] 孔学最重要的观念是生命的观念，充盈孔学和宇宙的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生命精神。

梁漱溟抓住了孔学的核心——最能体现生命精神的“仁”。在梁氏看来，“仁”是一种敏锐的直觉，是调和是中，是绝对的乐，是“刚”的态度。

孔子的“仁”实质上是一种主观的自觉精神，有时孔子又把它作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和某些具体的道德范畴来使用。由于深受柏格森直觉主义影响，从生命本体论出发，梁漱溟对“仁”进行了本体的阐释，把“仁”看作是本能，—情感、直觉，是一种敏锐的直觉。梁漱溟引用了《论语》中宰我问三年守丧的一段话，指出“仁”就是不安，就是对丧期间吃米饭穿锦衣的不安，“而所谓不安，不是情感厚直觉敏锐是什么？”[XX] 孔子叫人求“仁”，不过是叫人求得平衡，一凭直觉，顺着宇宙自然大化流行的基本法则去生活罢了。这样，宇宙这一大生命的法则，这一大生命的精神也就是人的生命精神和生活准则，它的具体体现就是“仁”。深切的生命体验，使梁漱溟对“仁”的精神有了“同情的理解”。梁漱溟认为，“仁”，就是一种内心生活，就是通过内心修养求得一个“生活的恰好，因为儒者坚信恰好的生活是最自然、最符合宇宙自己变化的生活，一切都在自然变化中，每时每刻只是一个中、一个平衡、一个调和、这一具体过程表现为中——变化——中，如是流行不息。在这里，“仁”和“中”本是一回事，只是叫法不同罢了，都指的是那种心理的平衡状态。

    而最与“仁”相违的生活就是“算帐的生活”。“仁”只是生意盎然，一“算帐”便丧失了生趣和活力，这正是西洋人生的弱处所在。孔家生活则是自然活泼去流行，是排斥“算计”，不系于外物的绝对的乐。梁先生深刻地洞见到孔家生活“原不认定计算而致情志系于外，所以他毫无所谓得失的；而生意盎然，天机活泼，无入而不自得，决没有那一刻是他心理不高兴的时候，所以他这种乐不是一种关系的乐，而是自得的乐，是绝对的乐。”[XXI] 懂得了这“绝对的乐”，也就懂得了“仁”。孔子的“仁者不忧”，就是让人知晓“仁”是忧的反面。宋代大儒们“寻孔颜乐处”，明代泰州学派的心斋先生以乐为教，可谓把握住了孔学真精神，为人处事方有圣人气象。

    梁漱溟还对“仁”的精神进行了时代的诠释。梁漱溟先生在他的著作里一再强调，现在正处于第一路向向第二路向的过渡时代，过渡的关键就是转换一种人生态度。结合时代的需要，梁漱溟先生提出了“刚”的态度。这一理想态度既满足了时代的要求，又避免了第一路向、第二路向的弊害，它是第一路向和第二路向的优势的结合体。这种“刚”的态度，就是孔家的态度，就是仁。梁漱溟认为，“刚之一义也可以统括了孔子全部哲学……大约‘刚’就是里面力气极充实的一种活动”。[XXII] “刚”的态度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这种活动表现为向外奋发，一是表现为其力量从内里生命发出。作为一种路向的“刚”可表现出深浅的不同，浅即向外逐物，深即向内关注生命。所以“刚”的态度既是一种奋往向前的风气，同时又排斥那种向外逐物的颓流，“刚”的动只是真实生命的感发而已，这种向外奋发弥补了中国总是偏向阴柔坤静的人生态度的不足。所以，“只有这样向前的动作可以弥补了中国人夙来缺短，解救了中国人现在的痛苦，又避免了西洋的弊害，应付了世界的需要，完全适合我们从上以来研究三文化之所审度。这就是我所谓刚的态度，我所谓适宜的第二路人生。”[XXIII]

梁漱溟先生所倡导的“刚”的态度，“刚”的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周易》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宣扬刚健有为的人生；孔子宣扬无欲则刚，孔颜之乐，在极度低贱的物质条件下仍不改其乐，不改其对“仁”的追求，体现出一种高远的意境和人性的光辉；孟子讲“贫贱不能移”后又补了两条“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才是大丈夫的典范，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这都是一种刚健有力，生机勃勃的人生态度和生命精神。梁先生对此进行时代的改造，一方面体现出他对传统文化的偏爱，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他对文化问题解决的矛盾。一方面他宣称解决文化问题必须遵循文化整体主义观念，强调文化的个性和民族性，在这里，他却企望寻求一种对东西文化都适合的人生态度和生命精神，并以此来解决世界文化的危机，走上了他极力反对的调和的道路。

总之，在对文化的阐释、回顾和展望中，梁漱溟先生始终高举生命精神这面大旗。生命精神通过历史与传统的积淀，实质上已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文化也只有贯注一种生命精神，才永远不乏生机和活力，文化的血脉才能源远流长；生命也必须承载着一种文化精神，生命才有厚度才有深度，才能获得一种穿透历史的永恒与存在。真的生命是智慧的生命，是文化的生命。文化生命精神应该是生命中的文化精神与文化中的生命精神的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统一。   

文化生命论是梁氏文化哲学第二义（“生活是没尽的意欲”）的具体推衍。通过对生命的深层本质——意欲的发掘，梁漱溟建立了他的生命（意欲）本体论，并由此立论去解决他的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解答文化生命的关系问题，得出了许多深远精辟的结论，并为世界未来文化和人类未来生活找到了一个根本性的文化出路和人生态度——“刚”的态度，这一“刚”的生活态度，基本上体现了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基本精神和现实要求。文化也只有找到有力的时代的人生支点，才能真正拯救这个社会，拯救全人类，既包括凄凄惨惨无所适从的西洋人、印度人，也包括正在谋求新的出路的中国人。正是抓住了那个失落的时代的根本问题，并把它作为一个文化问题、一个全人类的问题进行考察，因此，梁漱溟先生超脱了世俗的眼光，得出了比一般人更为深刻的结论。梁漱溟也正是以文化这一特殊的方式体现出他的普渡众生的救世情怀，而他自身则是文化的救世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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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梁漱溟全集（第二卷） [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125

[II]   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94

[III]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380-381

[IV]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335

[V]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334

[VI]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531

[VII]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352

[VIII]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M].商务印书馆，1982.159

[IX]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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